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
这是一部披着喜剧外表的政治悲剧，表现了选票制度下英国政治体系永恒的荒诞。
本剧的矛盾聚焦于一点：
政治愿望和行政意志的交锋
作为一个政治家，哈克的需求很简单：
选票
而作为文官体系，他们的诉求也很简单：
稳定
为了追求选票，政客们需要看起来在寻求变革；
但在文官眼中，这种为变而变是不可靠的：
在西西弗式的不断把巨石推上山顶，但是巨石又滚落下来的循环往复中，我们的主角詹姆斯·哈克阁下从一个《改革》报总编辑成长为了伊斯灵顿男爵、嘉德勋章获得者、枢密院成员、牛津大学荣誉法学博士，还成为了牛津有史以来第三个以其名字命名学院的人。
但他有真的做成过什么事情吗？
除了让内阁出一个厨子给自己做饭外，各项改革永远都在酝酿中，总方针看起来已经今非昔比，确立了新的发展观，执政理念不断升华，社会结构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家地缘政治面貌也只是看起来为之一新而已。
因可塑性强、灵活、随和、立场不坚定、观点不突出、思维不敏锐、没能力改变现状、公认的好操纵、懂得接受引导，将国家大事留给专家处理而被公务员钦定当首相的哈克，最终却成了丘吉尔之后最伟大的首相，实在是一种黑色幽默。
而大英绅士汉弗莱爵士呢？
他的一生中从未有过任何的信仰，哪怕知道社会保证金的症结所在也因职责要求他不追求道德，而只追求稳定和社会的正常运转，预防混乱，制止分裂、屹立不倒而固执地寻求不变，最终甚至导致有着从龙之功的他和吉姆在最终连明面上的信任都几乎丧失殆尽，晚年终因“老年精神错乱”的理由被送进圣迪姆那医院里度日。
那么未来的文官长，巴斯勋章爵级大十字勋章获得者伯纳德·伍列爵士呢？
作为一个被文官系统和政客同时看好的、永远能够站在winning side的年轻一代文官，发迹却是因为彻底地抛弃了自己的良心转而选择成为一个道德真空，究竟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不幸？
把一个人才凋零到不得不把反对派马丁和吉姆放在外交部和行政事务部这样的高位的小党派发展成一个拥有绝对多数席位的政党，并熬垮了最后一个竞争对手——副党魁雷酒驾撞翻了一辆满载核废料的卡车不得不辞去内务部长的职务时安然退休的政治狠人PM呢？
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够改变赋予其权力的体制。最后，在查找资料途中心脏病突发而亡，回忆录无缘出版，爵位也没了着落，国葬还变成了非正式的会场。
上帝叫我上帝的阿诺德爵士呢？
一个深刻意识到公务员（或者说整个英国的文官制度）和政客群体是一个共存的关系的终极大BOSS，能够灵活且又狠辣的假借PM之名：
却也只是关心同僚甚于英国的未来罢了。
最终，所有人都得到了名声、荣耀和显赫，却没有人在意交易的耗材——即便顶级耗材如温赖特女士，也在最终被哈克阁下因自保而抛弃。
正如哈克披露的日记的最终章所述：
编剧们查阅了1956年的报纸，发现英国报纸关注的是中东武装冲突升级、以色列是否会和邻国打仗、英国是否该属于欧洲、英美特殊关系、国防预算、对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物价停滞/物价飞涨的恐惧、失业问题等等；
1986年夏天编剧们动笔写“首相”时，英国报纸关注的依旧是中东武装冲突升级、以色列是否会和邻国打仗、英国是否该属于欧洲、英美特殊关系、国防预算、对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物价停滞/物价飞涨的恐惧、失业问题等等；
而到了2022年春天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英国报纸上关注的仍然是中东武装冲突升级、以色列是否会和邻国打仗、英国是否该属于欧洲、英美特殊关系、国防预算、对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物价停滞/物价飞涨的恐惧、失业问题等等。
一九八七年早春，是为伊丽莎白二世三十四年的末尾，丁卯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天气令人满意，实际上我们的大英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首相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内阁秘书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是，大臣》和《是，首相》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
伊丽莎白二世丁卯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