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可以。
统一与否，包含内因外因，外因就是国际干涉，内因则是所谓统一的需求。
就统一本身而言，应该是这个国家内在都有的需求，包括民族情感，心理需求和各种综合因素的理由，比如统一造成经济向好，成本大幅度降低，整合工业等等等。
但是，统一却又需要各种现实的考虑和综合条件的。
作为两德的统一，其实不是统一，而是兼并，在苏联邪路派和美国的蛊惑和歪曲下，西德强行兼并了东德，这是苏联邪路派出卖社会主义的一个清晰的证明！
苏联邪路派通过克格勃白痴民德幼稚派，埃贡克伦茨，米尔克等等强行拿下了昂纳克等所谓保守派，在所谓新思维的诱导下强行让东德解体，等于一个公司自动破产，因为没有任何的外来冲击，所以确实是很有趣的。
尤其是，可怜的埃贡克伦茨，米尔克在事后的表现来看，确实是相对真正的共党，还不是邪路派共党。在此，西德还玩弄了一些小花招，比如所谓统一税，所谓统一优惠券等等等，强行制造所谓东德狂热跑到西德的轰动效应，等等等，结果西德玩脱了。
而在这里朝鲜的党和政府的自主性就非常大，虽然在苏联的影响下进行了所谓阳光政策，甚至弃核，但是始终的保持自身的国家的绝对独立性，已经尽量少的派出了苏联邪路派的干扰。
这是朝鲜多年玩钢丝效应的结果，基本上游离于中苏之间，甚至中越战争中，朝鲜也发出了自己的独立的声音，不同苏东，支持中国，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难得的。
其实当时中国已经对朝鲜施压了，朝鲜韩国两国进入联合国、奥运会，就是中国压力的结果，朝鲜选择了信任中国和听从建议，当时对美国谈判也相对选择相信美国。基本上都是配合中国的亲美动作。
由此朝鲜深思熟虑的和美国开展关系，但是终于抵制住了美国的诱惑，艰难的挺下来了，并且研发了两弹一星，使得自己处于世界的有利位置。
相比较而言，昂纳克没有抵制住埃贡克伦茨和米尔克的攻击，确实是非常的遗憾的。
如果这一轮挺下来，进行观望，民德应该是能撑起一面大旗的，毕竟民德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前列，政治技巧也不是没有，所以足可以应付世界的风云变化，只是可惜过于依赖苏联的指挥了。
如果民德在苏联解体后再谈统一，可能效果更好。
由于人民利益，朝鲜坚持独立自主，不当美国的走狗，所以朝鲜韩国是不能统一的，当时的中俄是没有时间关心朝鲜的各种动作的。
朝鲜半岛的统一是朝鲜自己几乎完全主导的。
另外，朝鲜金日成在一开始并不能算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是依靠苏联夺取被日本掠夺的朝鲜人民权力的半封建的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者，因此他对苏联确实更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应该承认，东德信仰的也确实不够纯粹，但是还是要超过朝鲜的，因此没有能够成功摆脱苏联的指令。当然在那个时间节点上，确实苏联需要用东德做投名状以进入所谓戈尔巴乔夫构想的新思维社会主义，其实是苏共政治局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蛊惑，上当受骗，没有能够像克留奇科夫那样直言不讳的反对戈尔巴乔夫。
如果政治局更坚定一些，戈尔巴乔夫将会受到挑战。
于洪君：“8.19”事件前后的苏联共产党
戈尔巴乔夫以人道的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构想指导改革，把苏共的自我更新和改造当做改革的首要环节，使苏共的地位和作用全面削弱。
其表现是：
（1）1990年2月，苏共放弃了对权力的控制，苏联人代会随即取消了宪法中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
（2）苏联最高决策权由昔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转移到苏联议会和总统府，戈尔巴乔夫总统虽身兼苏联中央总书记，但他不是依靠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而是靠总统班子领导国家；
（3）掌管苏联军、政权力的重要人物，如议会主席、政府总理、克格勃和军队首脑等，均不是苏共中央政治局或书记处成员。
苏共高层领导班子的绝大多数人被隔离在国家决策圈子以外；
（4）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俄罗斯以及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的政权相继易手，苏共党组织在某些地方处于难以生存的境地。
苏联共产党曾向右翼激进势力发起反击，试图恢复苏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强有力地位和影响，未能成功。右翼激进势力利用工人罢工和街头政治，公开喊出打倒苏共和联盟中央政权的口号，同时要求克格勃、内务部、军队和国民教育机构非政治化，取消书刊检查制度。在巨大压力之下，俄共放弃了在俄罗斯议会扳倒议会主席、反共势力精神领袖叶利钦的计划。叶利钦获得了类似于总统的补充权力，政治力量对比愈发不利于苏共。
戈尔巴乔夫在4月下旬同叶利钦等9国领导人会晤，就有关联盟前途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向叶作了让步，叶利钦政治身价大增。
今年6月俄联邦总统选举期间，俄罗斯共产党推举原苏联总理雷日科夫同叶利钦抗争，未能得到戈尔巴乔夫的配合，结果叶利钦被选为俄罗斯总统。著名反共人士波波夫和索布恰克分别再度重新当选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市长。
苏共的政治危机不断加剧，导致400万党员脱党，其队伍呈加剧涣散和瓦解之势。6月底7月初，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等人筹划组织了“民主改革运动”，引发了新的退党浪潮。积极参与这一过程的俄联邦副总统鲁茨科伊宣布成立俄罗斯共产党人民主党，采取了在组织上分裂俄共的重大步骤。7月20日，叶利钦发布总统令，宣布俄联邦机关和企业非党化，试图一举摧毁俄共组织系统。俄共和苏共对此反应强烈，戈尔巴乔夫态度暧昧。一些俄共党组织被迫宣告解散。
戈尔巴乔夫亲手提拔的亚纳耶夫等人很难也不可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彻底决裂。他们幻想在合法的、不流血的、无代价的范围内解决问题，结果作茧自缚，功败垂成葬送了可能使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获得再生的重大机会。
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八位军政要员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苏联总统权力。这一举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苏共党内健康力量使社会尽快摆脱危机，保障国家的完整与统一的强烈愿望和要求。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牵头人、副总统亚纳耶夫是现届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重要成员巴克拉诺夫不久前还是苏共中央书记，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分别担任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候补委员，普戈担任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苏共中监委主席。帕夫洛夫总理虽然没有担任过苏共党内要职，但也是现届苏共中央委员。此外，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党建工作的中央书记舍宁参加了策划事变的秘密会议，另一名政治局委员、苏共莫斯科委第一书记普列科菲耶夫在党的会议上表示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
由于这一切，右翼势力加罪于整个苏共，诬指苏共制造“反宪法政变”，为最后击溃苏共制造了口实。
作为苏共领导集体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事关自身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并未采取号召全党奋起支持紧急状态的果敢立场，而是采取了犹疑不定、见风使舵，后来竟公开表态反对实行紧急状态以洗刷自己的可悲立场。当反共歇斯底里开始发作时，苏共中央领导机构仍没有勇气奋起自卫，而是仓促地发表声明，重申它忠于民主革新的方针，不允许建立专横的制度和试图使用武力的作法。苏共中监委根据苏共中央建议，宣布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开除出党，追究其他犯错误者的责任。
苏共领导机构的“赎罪”行为，并没有换来右翼势力的宽容和怜悯（民德和东欧也是如此，当然民德领导埃贡克伦茨等仍是共党和共党思想，也确实不会被右派同情和怜悯）。8月23日，俄联邦总统叶利钦下令暂停俄共活动，禁止苏共报纸出版发行，取消俄罗斯境内的苏联武装力量、克格勃和内务机关的政党组织，俄共陷于瘫痪。
次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指责苏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没有反对“政变”，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下令停止党在武装力量、护法机关和国家机关的活动，将苏共财产转交各级苏维埃处理。
8月25日，（可笑的是）苏共中央书记处（竟然不敢斗争）宣布了接受自动解散的决定。苏共在“8.19”事件之前拥有1500余万党员，仍然是具有完备组织系统的全苏联统一的最大政治组织，事件后迅速结束了这种局面。这是因为：
（1）戈尔巴乔夫尚未宣布解散苏共中央之前，哈萨克共产党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即已宣布退出苏共中央领导机构，哈萨克共产党将单独建党，摩尔多瓦共产党、塔吉克共产党等相继采取类似行动。
（2）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摩尔多瓦等共和国纷纷宣布国家机关、军事单位和护法机构非党化，苏共财产被没收。
（3）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乌克兰等共和国宣布苏共活动为非法，波罗的海三国共产党领导人遭通缉。
（4）许多地方党组织领导人集体辞职，全苏各地出现退党风潮。
（5）苏联最高苏维埃8月29日通过决议，“根据所获得的关于苏联共产党机关与准备和实习这次政变的情报”，宣布终止苏共活动，冻结苏共在银行的财务并责成国家检察官调查党在“未遂政变”中的作用。
某些信念坚定、意志坚强的共产党人，正在为恢复苏共的合法权利和地位而英勇抗争。例如，苏共中央委员、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公开宣布，他作为共产党员和苏共中央委员“从不感到羞耻”，他“不准备退出苏共中央委员会”，“苏共中央从不接受也不会接受自己解散的决定”，中止苏共的活动是“非法的和专横的”。俄共中央领导人之一久加诺夫近日发表声明，严厉谴责中止苏共活动没有法律依据，公开号召党内同志团结起来，以拯救和复兴多灾多难的祖国。
苏共已经被戈尔巴乔夫破产的政策搞得声名狼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恢复原状非常困难。
（1）安德烈耶娃领导的苏共（布尔什维克纲领派）仍在积极活动，呈现单独建党之势。该派表示要捍卫和加强苏共，并宣布把戈尔巴乔夫开除出苏共；苏共马克思主义纲领派成立了新党共产人工人联盟，该党谴责戈尔巴乔夫背叛了党和整个民主，准备宣布自己为苏共的合法继承者；久加诺夫等人宣布成立了“争取自由、民主和民权俄罗斯共产党人”，他表示要同俄罗斯当局的政治垄断作斗争。
（2）某些主张继续进行所谓民主改革的苏共中央党员声称在自由民主纲领基础上建立新党。鲁茨科伊号召俄共党员加入他的俄罗斯共产党人民主党。该党据称已吸引了250余万原俄共党员；还有一批苏共党员参加了谢瓦尔德纳泽等人组织的民主改革活动。
（3）某些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改组为另一种性质的政党。例如，哈萨克共产党改组未社会党，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改组为人民民主党。这两党都宣布自己是苏共的继承者，但同时又表示要用全人类价值等新思想取代旧公式。它们凭借相对完好的组织系统，将在共和国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和影响。
（4）个别共和国共产党组织改组为新党的努力受到挫折。例如，阿塞拜疆共产党在其代表大会上辩论热烈，最后决定自行解散。塔吉克共产党宣布改组为社会党，但塔吉克总统屈服反对派压力，立即宣布塔吉克共产党非法。改组结果能否为社会承认尚成问题。
戈尔巴乔夫看完我们的报告后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他递给我们两页纸，并说：‘这是我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声明，以及将党委机关大楼和其他财产交由国家保护的命令。我希望不要发生像1956年匈牙利事件那样的灾难。我们在毁掉一切东西时会很容易。’谈话自然而然转到党的命运问题，戈尔巴乔夫说：‘虽然我坚持到了最后一天，但他们最终还是否决了改组苏共的决定。我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是他们背叛了党的总书记。’”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莫斯科，2001，第388～389页。最后，两份声明合二为一，随即交给了各媒体，并且立即通过电台公布了这一声明。戈尔巴乔夫在声明中指出：“苏共中央书记处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没能阻止国家政变，苏共中央委员会没有果断地予以谴责并表现出不同的立场，没能号召共产党员开展反对践踏宪法的斗争，而且叛乱者中不乏党组织的领导成员，这就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在此情况下，苏共中央不得不采取自行解散这个艰难但又是唯一合理的决定。我不认为我本人今后还能够完成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责，我将辞去自己的所有职权。”
1991年8月27日《俄罗斯报》。戈尔巴乔夫的辞职声明不仅是虚伪和矛盾的，而且严重违反了苏共党章，党章中并没有规定这样的辞职方式。苏共中央总书记只能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辞职申请，根据苏共新的党章，戈尔巴乔夫是由苏共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全体会议直接选举产生的，因此只有党的代表大会有权最终决定其命运。
戈尔巴乔夫当时十分清楚，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多数成员并没有参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任何准备和组织活动，在对“8月事件”进行调查之初，就有人散布说建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是经过了党组织的批准。而实际上，在8月中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召集到所有的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更不用说政治局成员了，因为他们大都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
当时绝大多数的苏共中央领导人都在休假，而副总书记伊瓦什科当时正住院治疗。他们都是从新闻报道中才得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事，由于没有掌握全面的信息，因此他们对于整个局势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反应。我当时亲眼看到了一些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的成员以及几位部长在红石疗养院和基斯洛沃茨克的其他疗养院中度假。此外，斯塔夫罗波尔州党委的负责人也来到这里开会协商，他们决定既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也不支持叶利钦，而是采取观望态度，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不应受到指责。
戈尔巴乔夫竟然建议中央委员会审议并通过所谓的“关于自行解散的艰难决定”，但是若要通过这一决定，首先应召开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来讨论当前形势，而如果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已被摧毁，党中央总书记又要辞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召集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开会呢？只有戈尔巴乔夫能以总统的身份召集这样的全体会议，因为他手中毕竟还有一定的权力，但戈尔巴乔夫却拒绝考虑这个问题。
况且，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解散并不代表整个苏共的解散，只有苏共非常代表大会才有权审议通过关于解散苏联共产党的决定。早在1989年夏秋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的一些助手就建议他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转入到当时刚刚兴起的民主运动中去，而在1990年，苏共中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也要求他辞职，但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异常艰难却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位置。
当时，戈尔巴乔夫也开始考虑在苏联成立一个类似于社会民主党那样的新政党。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他在1989年和1990年间所作所为的初衷的：“我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是成千上万的人信任我才给了我这个职位，如果跑到其他的阵营中去，那将是不道德的、不合理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莫斯科，1995，第437页。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8月末，恰恰做出了这样的为人不齿的行为。
叶利钦在8月23日发布的命令中只是要求暂停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因为他作为俄罗斯总统并没有权力对整个苏联共产党采取任何措施，然而戈尔巴乔夫的辞职声明却使叶利钦在破坏苏共的行动中放开了手脚。
8月25日，叶利钦在其签署的《关于苏共资产的命令》中明确规定：“鉴于苏共中央已经解散，俄共活动也已被停止，因此属于苏共和俄共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所有的卢布和外汇资金将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国有资产，这包括存在俄联邦境内外的银行、保险公司、股份公司、合资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和机构中的所有资金。关于苏共中央在境外的其他资产，将按照各加盟共和国签订的同盟条约来进行分配。”
1991年8月27日《俄罗斯报》。我们看到，叶利钦已经将戈尔巴乔夫关于解散苏共中央的一纸声明当成了全党的既定决议来执行。
戈尔巴乔夫被迫接受了叶利钦的最后通牒。
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试图证明任免命令都是由他个人作出的决定，但巴卡金在回忆录中却写道：“8月23日上午，我们被紧急召到克里姆林宫，我们知道，叶利钦当时就坐在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里，新任命的内容都是在叶利钦的授意下产生的，叶利钦不仅任命了新的克格勃主席，而且他还授权其对克格勃进行彻底改组。”弗·巴卡金：《摆脱克格勃》，莫斯科，1992，第22页。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指出，他一开始就用命令的语气与戈尔巴乔夫交谈，他希望苏联总统明白，从现在开始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改变了。叶利钦写道：“戈尔巴乔夫盯着我，这是人被逼到墙角时绝望的目光，我当时别无选择，形势要求我必须采取果断而坚定的立场。”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莫斯科，1994，第144页。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双重政权制度已经结束了，尽管戈尔巴乔夫还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彻底接受这一事实。
8月23日上午，应叶利钦和哈斯布拉托夫的邀请，戈尔巴乔夫到“白宫”参加于前一天在此召开的俄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当戈尔巴乔夫抵达“白宫”门口时，围观的人群表现出了极不友好的态度。许多人高喊：“辞职！辞职！”戈尔巴乔夫在主席台上发表了讲话，他与俄罗斯人民代表的这次会见还进行了电视直播。由于各种原因，戈尔巴乔夫在此次直播节目中的发言给多数人留下了十分不好的印象，他的讲话缺乏连贯性，时断时续，随后他的讲话演变成了由叶利钦发起的带有侮辱性的质询。叶利钦首先试图强迫戈尔巴乔夫公开批准俄罗斯总统于8月19～21日签署的所有命令，俄罗斯总统在这些命令中已经行使了苏联总统的职权。而戈尔巴乔夫当时甚至还没来得及看到这些命令，他恳求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们还没有商量好要马上公开这些命令，这些都还是秘密。”叶利钦反驳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这件事是严肃的，这些命令是由整个集体专门起草的，我们称之为‘在被困围的苏维埃大厦中通过的命令和决议’。我们现在把它们交给您！”引自1991年8月23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会议记录。(大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喧闹声、口哨声、尖叫声和嘲笑声)。
随后，叶利钦交给戈尔巴乔夫一份速记记录，并称这是苏联部长会议宣布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份会议记录，他要求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公开宣读。实际上，8月19日举行的苏联部长会议是在部分成员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而且当时开会时并没有人做记录，也没有通过任何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议，只是通报了巴甫洛夫总理宣布国家实行紧急状态的消息。叶利钦交给戈尔巴乔夫的记录很有可能只是某一位部长的会议笔记。几分钟之后，叶利钦再次打断了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他对最高苏维埃的代表说：“同志们，为了缓和局势，请允许我审议签署关于停止俄共活动的命令……”(大厅里又响起欢呼声和叫喊声“太好了！”，“万岁！”)戈尔巴乔夫惊慌失措地喊道：“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但叶利钦却装作没听见并大声说道：“我正在签字，命令已经签署完了。”大厅里再次响起“万岁！”和“太好了！”的叫喊声。
戈尔巴乔夫试图反对：“我不知道这项命令的名称和内容，如果真像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所说的那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最高苏维埃未必应该支持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总统，尽管我个人非常尊重他对此的看法……(大厅里响起尖叫声)。静一静，并不是整个俄共，也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参与并支持了了叛乱(大厅里又响起尖叫声)，因此，如果能够证明俄共委员会和其他州的委员会支持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那么我会同意这项命令。我认为，禁止俄共的活动无论是对于民主的最高苏维埃，还是对于俄罗斯总统来说，这都将是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个命令是否应该签署？”叶利钦回答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不是禁止俄共，而是在司法机关调查清楚俄共是否参与这些事件之前暂停其活动，这是完全合法的。”戈尔巴乔夫说：“这就另当别论了。”(大厅里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引自1991年8月23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会议记录。
走下讲台时戈尔巴乔夫显得踉踉跄跄，怅然若失。
几分钟之后，叶利钦邀请戈尔巴乔夫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于这次两人之间的单独会面，戈尔巴乔夫在十年后依然记忆犹新。
他在2001年接受采访时说道：“您知道吗，猫是如何收拾被逮住的老鼠的：老鼠已经流血了，猫还在不断折磨它，却又不想马上把它吃掉，只是想羞辱它。叶利钦就是这样对待我的。”
有报纸曾经这样写道：“与叶利钦会面之后，我们看到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看起来就像跟随在训斥它的主人后面的一条灰溜溜的走狗。”戈尔巴乔夫当时已经威严扫地，备受屈辱，而叶利钦却幸灾乐祸。西方媒体于次日刊登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讽刺文章和漫画，其中一幅漫画描写的就是高大威武的叶利钦拽着矮小颓丧的戈尔巴乔夫的手。
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好感的意大利记者朱利叶托·基叶扎曾写过许多关于戈氏的文章，他曾这样描述当时发生在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大厅里的情形：“针锋相对而又让人同情的对峙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攻击合法总统的过程，而不是实现总统权力的回归。戈尔巴乔夫千方百计地试图证明存在着他与叶利钦的双重政权，但是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从戈尔巴乔夫回答代表提问时就一步步地煽风点火，但这还只是这场不可思议的、前所未有的闹剧的开始，这件事的确发人深省。‘您是否认为，在苏联应该取消社会主义，解散共产党，因为它是一个犯罪组织？’一位代表咄咄逼人地问道。戈氏就像是被吊到了拷刑架上：‘要知道这就如同十字军东征……社会主义是一种信仰，我和你们一样倡导思想自由和多元化，任何人都无权怀疑这种自由。取消社会主义、解散共产党是一种空想和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戈尔巴乔夫尽量克制着自己：‘共产党内有成千上万正直的同志，不能把他们与叛乱分子混为一谈。’然而叶利钦已经签署了关于停止共产党活动的命令，并且宣布查封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戈尔巴乔夫此前在大会上发起的‘联合所有民主力量’的号召和‘不能给保守力量以可乘之机’的建议已经变成了泡影。胜利者总是希望得到一切。”《自由思想》1992年第8期，第10页。
多少年以后，叶利钦也成了这种熊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