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对南京军民存在严重的报复仇视和蔑视心理。原因二点：
一.国军英勇抵抗，日军产生报复仇视心理
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自从上海登陆以来，我军将士一直在进行残酷艰难的战斗。这些战斗使将士们对敌军产生了强烈的仇视情绪。”1938年2月新担任南京地区西部警备司令官的天谷少将，则认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由于长期以来的紧张战斗和遇到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日本航空兵中士井手纯二曾目睹一名“40岁以下长胡子的应征兵”，一面吼叫着“为XX战士报仇！尝尝我的厉害”。一面挥动大刀砍杀中国俘虏。另一名第16师团的机枪兵吉川定国回忆了当年对中国俘虏的仇恨心情“到下关时不是傍晚而是白天。对方战败逃跑，下关处于乱七八糟的状态，极其混乱。有几百个俘虏集中在一起。望着俘虏，就产生了敌忾之心，认为这样辛苦都是你们的缘故。我们把败兵用刺刀刺杀。步枪中队也参加的，一样杀，那我们比他们先杀的。在南京杀人没有罪恶感“。
还有日军士兵把屠杀中国的俘虏，看作是为死去的士兵找“替身“，是为他们”报仇“。当年参加攻击南京的士兵秋山源治回忆说：”把俘虏排成排枪毙的场面我是见过的。说是给中队死去的那么多人找‘替身’，就5个人排成一排把人给杀了，说是‘报仇’“。
一位留在南京的金陵大学外籍教授严厉谴责了日军这种集体屠杀俘虏的暴行。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现在是把他们认为曾服兵役的难民，不管是否冤枉，加以集体的屠杀。照国际公法，如无严格的军事上之必要，俘虏的生命须加以尊重。但这里不是讨论国际公法条文的地方，日本军人也不会有讨论的兴趣。他们早把国际公法搁到脑后，他们公开承认是为了复仇，为了要给现在占领南京的军队中已告阵亡的同伴们复仇“。
二.日军视中国人民为“猪，狗”
日本士兵还深深受到“大和民族优越“这种民族沙文主义的影响。在中国战场上，把中国人看作是猪，狗，甚至连牲畜都不如的动物。正因为如此，什么人性，忍受知等等人类应当具有的品德，便一概谈不上。
1936年5月，日本同盟通讯上海分社长松本重治，在长春向关东军负责谋略工作的参谋田中隆吉中佐（后任中将，陆军省兵务局长。）采访时，田中粗鲁说：“坦率地讲，你（松本）和我看待中国人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你把中国人看作是人，而我把中国人当作猪，无论怎样处置都可以“。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对此深有感慨，他说：”正因为军队首脑有‘中国人是猪’这种想法，就会下令‘不管女人，小孩，是中国人统统要杀，房屋全部烧毁’，下级士兵们形成‘强奸，掠杀，胡作非为’的风气也是必然的结果“。
怀有民族优越感的日军士兵，在处置战败了的中国人时，完全像宰杀，分割动物那样，野蛮而残忍。据原日军第114师团重机枪部队1等兵田所耕造描述：“为了让俘虏们看，也曾用过割掉耳朵，削下鼻子，或者用配刀捅进嘴里再豁开等方法。要是把刀横着刺进眼睛下面，立刻就有像鱼眼一样黏糊糊的东西耷拉下来。如果不这样干，就没有别的乐趣啦。这是登陆以来好久没玩的游戏了“。
对比上述事例，更为野蛮的是，有些日本士兵把民族优越感的驱使下，竟丧心病狂的连军马被流弹打死，也要杀害若干名中国人来报复的地步。世居上新河棉花堤的张春山，钟诗来，钟声三位老人，于1984年提供证言，揭露了日军“杀人祭马“的野蛮行为，其证言写道：”日本军有一匹战马被流弹打死（地点在棉花堤街郭光贵家现在的住址），为了纪念这匹马，硬逼着棉花堤一些老人把马拖到现在拖拉机站埋葬。埋葬以后，日军把埋马的老人杀了九人，把人头砍下来，放在马墓旁，还竖了一个牌子，上写某某大队军马。“
对于日军的民族优越感和他们蔑视中国人的心理状态，日本华裔学者林伯耀先生在《围绕南京大屠杀的背景》一文中，有一段绝好的分析，他说：“皇军“士兵本身蔑视中国人，丧失了”为人之心“。士兵们在早期开始就具有天皇至高无上的日本民族的精神优越感，与此相应，脑子里被灌输了中国人只配成为掠夺，榨取，统治对象的劣等民族思想，对中国人抱着强烈的蔑视感。抱着优越感的日本人，对劣等的”支那人“和”呛骷颅“（按指对中国人的蔑称）施行任何狠毒的行为都可以。因为，”支那人“不是人，是”苍蝇“，”东西“，最好也不过是”狗“或者”猪“那一类的东西。由于这种蔑视观，通过军队内的”内务班“生活，士兵的人权感觉就是完全麻木的，再通过让新兵刺杀活生生的中国人的训练，新兵被锻造成”鬼“。
战事的拖延，战争的残酷，战场的艰苦，铸成了日本士兵性格的变态。他们因失去了对追求幸福生活，家庭温暖的信心，而变得冷漠，暴躁，麻木与疯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