氐秦处于十六国北朝乱世的入口，其以前的两赵、前凉、前燕都没有提供一个完整而成熟的内亚族群汉化经验，魏晋政权的门阀化老路又因为族群融合之不足、氐人人口及相应地贵族阶层人数过少而无法实行。
虽然有难得符合“天子”德性的天王苻坚与标准贤相王猛两个模范君臣，那也无法凭借这一对黑白脸组合就迅速消除苻氏贵族独领一军的内亚部落遗风、汉人世家大族的不配合与南附正统以及民众被各部落、各世家牢牢掌握的基层现实。上有部落酋长式的宗室分化集权努力（权力总控分化），中无或汉或胡之门阀支持（权力管道几无），下无足以供给赋税劳役的编户齐民存在（权力底盘残破），前秦无论在顶层设计、中层枢纽、基层共同体上，都无法做到制度革新，光凭王猛的“法家弼士”与苻坚的“纯任德教”，是无法阻遏刚刚展开的乱世模式历史进程的。
而北魏处于十六国北朝乱世的出口，北魏勃兴之时不仅晋末乱世已过百年，南方东晋也已快要崩盘。前有赵秦燕凉的政治实验（赵秦）、文化保存（燕凉）、族群融合（秦燕），外有东晋南朝的数次禅代或内耗，内有道武、明元、太武、献文、孝文、宣武之间百余年慢节奏的从内亚部落到门阀王朝的逐步改革。既能借鉴前代内亚族群政权的历史经验，又能借用南方门阀或豪族政权内耗的有利时机，通过长时期缓步改革以及弑君事件来有意无意地缓冲来自内亚的或华夏的政治压力。
道武帝时期，以离散诸部的方式，从生产方式与上层制度上，将部落酋长们的分权趋势充分压制，并通过“子立母死”的继承制度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母族部落对于皇权的干扰，虽然此制度造成不少弑君事件。
从道武帝到太武帝时期，源自内亚部落首领的军政一把抓色彩，发挥了出门阀化以来魏晋皇权所不具有的军政强势，这种强势不断通过对外征伐的胜利以及农耕汉民的迁入代北，从军事上与经济上进一步冲击了部落酋长的权势，从而巩固了离散诸部的成果，使得“八部大人”成为“部落酋长”过渡到“编户齐民地方长官”的一种具有部落色彩的行政编制。代表北魏皇权的“镇戍”军事组织随着对外征伐而控制了北方险要，进一步削弱了“八部大人”与汉人世家坞壁的势力，使得汉人世家不得不开始选择与北魏政权合作。上述举措，使得四五世纪之交的北魏前期皇权通过横向制衡，足以控制到前秦皇权所无法控制的军政中层枢纽。无论八部、亦或镇戍，都是建立在源自内亚草原的鲜卑族群远比源自川陇山地的氐人人口更多的基础之上的，这就使得北魏皇权的上述举措无须等候更深层次的族群融合便能凭借已有本族群的足够人口来开展。
从献文帝到宣武帝时期，北魏早已凭借太武帝时期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前秦，并且在太武基本盘之上，将行政体制集权化（三长、征税、编户）、族群合作融合的深化以及汉胡贵族门阀化全面推动，这就为北朝走向隋唐提供了第一阶段的推动力。虽然这些尝试，因为北镇镇民共同体、汉人乡兵共同体与鲜卑新门阀、汉人旧门阀之间的矛盾而被阻遏了一阵子（六镇之乱、尔朱荣、北魏分裂），但后续的西魏北周整合、东魏北齐整合与周隋整合又分别为隋唐帝国体制提供了第二波、第三波推动力。足证，北魏百年政治进化是符合历史进程要求的，所以才能长久统一北方的。
说到底，前秦是北魏的经验与教训，前秦是第一个试图实现汉化的内亚政权，北魏正是踩着前秦的尸体才能达到其历史高度的。前秦之短，北魏之鉴。秦汉集权、魏晋门阀、十六国尝试、南朝豪族循环都为北魏提供了政改养分，恰如周以殷鉴而开八百年宗法分封政治，恰如汉以秦亡而建四百年王霸杂用“帝、贵、士”三角制衡帝国政治，北魏也以十六国为训，近开隋唐官僚政治，远启辽金元清内亚政权统御华夏之模式。十六国的短暂，为北魏提供各种各样的丰富营养，使其成为第一个较长时间统御华夏文明的内亚政权。
参考书目：
1.谷川道雄：
2.陈寅恪：
3.李凭：
4.罗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