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28日，31岁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代表中国发言。他告诉与会的列强们，中国的山东是孔子的故乡，“中国不能没有山东，就像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
此语震惊在座的各国政界要员。美国总统、英国总统和法国总统纷纷上前和顾维钧握手，并盛赞他是中国最出色的外交家。顾维钧从此扬名国际舞台，成为第一个对外国列强说“不”的中国外交官。
巴黎和会上，顾维钧及其他中国代表没有在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
顾维钧此后又做了哪些维护中国权益的事迹、为其赢得“民国第一外交官”的美誉？
1908年，唐绍仪作为清政府的特使到美国进行访问。他邀请四十多位中国留学生到华盛顿举行交流会。这些留学生中有一名叫顾维钧的，引起唐绍仪的注意。这位顾同学，仪表堂堂，谈吐优雅大气，见解独到深刻，是个难得的人才。
这时的北洋政府，在袁世凯的领导下，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聘用各类新式的人才到政府重要岗位任职。
唐绍仪1911年升任中华民国总理，他在组建领导班子的时候一下子想到顾维钧。此时的顾维钧结束留学生活，于次年回到阔别七年的祖国。
他一回国就进入袁世凯的总统府，担任英文秘书，同时还兼任总理唐绍仪的秘书。当别的同学还在四处碰壁找工作的时候，顾维钧已经在中国的最高权力核心行走。他的才能很快得到袁世凯的认可。
顾维钧亲身经历国家外交大事，如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中俄谈判等。
在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谈判的时候，由于中日国力悬殊，日本人咄咄逼人，袁世凯想利用西方国家来向日本施压。于是，袁世凯让顾维钧将中日谈判的消息透露出去。虽然英美没有和日本正面冲突，但日本在各方压力下，还是做出让步。
顾维钧在生病住院期间，对中日交涉的过程进行总结。他用声明的方式，表明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立场，警醒世人勿忘国耻，同时也为史学家留下真实完整的记录。
袁世凯对顾维钧的做法非常赞同，认为他是个有民族大义的中国人。
总统的赏识，加上顾维钧对中国外交的贡献有目共睹，于是他很快得到提拔重用，升迁速度堪比火箭。
1915年夏，顾维钧成为中国驻墨西哥公使。这年10月，他又被任命为驻美国的全权公使。
年仅27岁的顾维钧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年轻的全权公使。
在美国任职期间，顾维钧在招商引资和政治建议上表现出色，又一次显示出其杰出的外交才干。
1914年，一战爆发。顾维钧对欧洲战局时刻关注，他大胆提出中国参加一战，此举有利于改善中国闭关锁国的国际形象。
当时，国内局势动荡。袁世凯复辟称帝遭到反对，暴病而亡。各派政治实力展开角逐，他们对是否参战争议颇多。北洋外交总长伍廷芳以及孙中山领导下的南方政权，都反对中国参与欧洲战事。
他们认为，中国首先要守好国内的摊子。参与外国的事，只会让中国国内的状况更加糟糕。他们指责顾维钧年轻气盛，不切实际，只为自己出风头。
但顾维钧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他反复强调：中国参战完全是为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利益。
这个声音被段祺瑞听进心里。后来，段祺瑞控制了国内的政局。1917年8月14日，中国正式对德奥宣战。中国最终搭上“一战”末班车。1916至1918年，中国派出14万劳工到欧洲战场挖战壕、搬运物资、运送伤员——有上万人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土地。
这趟“以工代兵”的“一战”末班车，改变了中国自闭的东方弱国形象。中国，开始敞开胸怀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顾维钧大义凛然地拒绝，使他声名大噪，也改变了中国外交“始争终让”的一贯做法。
顾维钧的据理力争，促使民族意识的觉醒，国内上演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使得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北洋政府为稳住国内混乱的权力争斗，开始清算清政府留下来的一堆不平等条约，名为“修约”。外交新贵顾维钧，成为修约的核心力量。
虽然北洋政府政权几经更迭，但不论谁掌权，都对顾维钧恭敬有礼。顾维钧也明确表示，他只对外交政策和关系感兴趣，无意卷入政治斗争。他的愿望是，修订所有的不平等条约。
巴黎和会，中国拒绝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日本人始终耿耿于怀，不肯善罢甘休。顾维钧也没有放弃寻找将日本赶出山东的机会。
终于，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1921年11月，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旨在解决“一战”后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中国代表团的强烈要求下，山东问题成为其中的重要议题。
顾维钧作为全权代表的一员，到美国参加华盛顿会议。一下飞机，顾维钧就开始制造舆论，通过媒体宣传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务求完整的决心。
中日反复较量，多次谈判陷于僵局。顾维钧一一驳斥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借口，对于日本人的强盗逻辑，顾维钧绝不退让半步。
经过三十六次的交涉谈判，加之英美的调停，日本终于交出山东的一切权益，并放弃“二十一条”的第五条。
这次外交上的重大胜利，鼓舞了中国人民。大众对三位外交代表一致好评，北洋政府也对他们进行嘉奖。
可笑的是，日本人因此对顾维钧有了心理阴影。1923年，日本的驻华公使换成芳泽谦吉。按照外交惯例，他到北京后需要拜访顾维钧并递交国书。但芳泽谦吉没有按规矩来，结果出门办事处处受限，最后只得登门拜访顾维钧。
顾维钧的修约成就可不仅仅局限于对“二十一条”。1925年，外交家们在实践中摸索出，对多国修约不如各个击破来得有效。
他们首先选择了比利时。《中比通商条约》于1865年11月2日签订，到1926年10月到期。北洋政府早就通知比利时的公使，中国政府将终止旧约。但比利时公使扬言中方废止旧约，比利时会把中国告上国际法庭。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顾维钧出任外交总长和内阁总理。对于咄咄逼人的比利时公使，顾维钧断然宣布废止《中比通商条约》，同时命令内务部接收比利时在天津的租界。
此事震惊比利时朝野，也让西方列强重新审视中国这只曾经任人宰割的“羔羊”。
比利时和海牙国际法庭的通知，顾维钧不去理会。这种强硬态度让比利时政府意识到，硬刚没有好果子吃。
他们将《辛丑条约》中拿走天津租界的一切权利都还给中国，并撤销在国际法庭的诉状。
中国人民为这次的修约的胜利激动万分，工商界人士公开声明：顾维钧是全国人民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全权代表。
顾维钧用他的智慧和胆识，为中国废止不平等的旧约开创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全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得到提升。
他精通外交法则和国际法，与以往那些不善学习、对外交知识一知半解的外交官员全然不同。
这次外交胜利，是顾维钧继巴黎和会之后的又一次在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他的声望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中国对比利时修约的成功，为中国和其他多家的修约成功做出示范。顾维钧带领他的外交团队，同各国相继谈判，都取得一定的外交成果。
各国使节被顾维钧的才华和独立自尊的人格所折服，称其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顾维钧置身于党派斗争之外，在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等各届政府中七次出任内阁总长，两次出任财政总长，两次代理内阁总理——可以说都是身兼要职，处于政府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被誉为政坛“常青树”。
他说：凡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我必尽全力促成。而有害的事，我宁可不当官也不去做。
他能超然地对待政治纷争，也和他的婚姻家庭有莫大关系。
顾维钧1888年出生于，上海嘉定的官宦之家。他4岁被送进私塾读书。12岁那年，父亲到上海招商局工作，他便跟着一起来到繁华的十里洋场。不久后，顾维钧考入育才中学读书。他才智过人，还长得丰神俊朗，一表人才。
长大后的顾维钧，和汪精卫、周恩来、张学良并称为“京城四大美男”。
少年时的顾维钧就被未来的岳父张衡山相中，订下婚约。张衡山是当时声名远播的相术家，他看顾维钧将来非等闲之辈，就把女儿许给他。
顾维钧上完中学后，家里无力供他继续读书。张衡山得知后，倾力资助顾维钧的学业，还支持他到美国留学。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行政治与国际外交专业的学习。他博览群书，学识渊厚，于1911年获得博士学位。
老丈人真是爱惜人才，可他忘了，两个年轻人没有感情基础。顾维钧再优秀，也和张家女儿没有任何关系。
顾维钧回国后，在政府任职。总理唐绍兴的女儿唐宝玥看上了顾维钧。两个人互生情愫，唐绍兴逼张衡山退婚。张衡山接受不了自己一力扶持的女婿，不认这个岳父了。一气之下，他重病不起，不久撒手人寰。
妻子张润娥同意退婚后，削发为尼，从此古寺青灯，断了尘缘。
顾维钧和唐宝玥如愿步入婚姻的殿堂。但好景不长，唐宝玥没几年就感染瘟疫去世。她没看到丈夫在巴黎和会上的高光时刻。
两年后，顾维钧结识南洋富商“糖王”黄仲涵的千金黄蕙兰。这位富家小姐，精通六国语言，是时尚达人。顾维钧对黄蕙兰一见倾心，黄蕙兰也仰慕顾维钧的风采，两人顺理成章走到一起。
太太有钱，顾维钧从没有为钱的事犯过难。有巨额的金钱做后盾，顾维钧在政界更是没人敢小觑。因为他有钱，可以随时组建内阁。
顾太太出手大方，常常拿自己的钱，贴补政府。比如顾维钧到英国做大使，顾太太看到中国驻英国的大使馆太不像样，就自己掏腰包装修。因为顾维钧告诉她，政府没钱。
黄蕙兰在国内买了十多套房产，还在北京花20万美金将北京陈圆圆故居收了，作为他们北京的家。这里成了最热闹的社交中心。
不管是外国使节，还是军阀官员，都纷纷造访。这位时尚前卫的大使夫人，十分令人着迷，她甚至被冠以“远东最美的珍珠”的称号。
连宋美龄都说顾维钧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太太的功劳不可磨灭。
但两人的婚姻在三十年后却走到尽头。顾维钧对太太的挥金如土并不十分认同。在遇到上海滩首富女儿严幼韵后，顾维钧对黄蕙兰的不屑一点儿也不加掩饰。两个人又维持了十多年名存实亡的婚姻，终于选择结束。
1959年，71岁的顾维钧和54岁的严幼韵结婚。严幼韵也是世家名媛，对晚年的顾维钧照顾得非常好，两人相伴28年。
顾维钧的四次婚姻，让他的生命获得不同的养分。
第一次张润娥，使顾维钧有机会出国留学。
第二次唐宝玥，让顾维钧在权力中心站稳脚跟。
第三次黄蕙兰，巨大的财富让顾维钧不畏任何权势。
第四次严幼韵，让顾维钧在爱中度过幸福的晚年。
顾维钧是幸运的，他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遇到贵人。“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他也足够争气，为国为家挑起大梁，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后记：
1928年，北洋政权终结，顾维钧被国民政府当作通缉犯，他被迫到欧洲避难。后来，张学良为顾维钧站出来说话，顾维钧的通缉令才撤销。
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请求张学良当说客，说服顾维钧发挥抗日外交家的作用，为国继续效力。
顾维钧不计前嫌，为了国家的利益，奔走在反抗日本侵略的前沿阵地。他冒着被日本人暗杀的危险，到东北亲自调查日本侵占满洲的卑劣行径。后来在国际联合大会上与日本外交官唇枪舌剑，将日本的侵略行径大爆天下。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顾维钧虽然已经不再身居高位，但他动用一切关系，购买战备物资支援国内抗战。并为中国积极争取国际上的支援，像英美等国的对华援助，都是顾维钧等外交人士多方奔走的结果。
1945年春，顾维钧作为中方代表参加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他建议国民党当局让中国共产党派代表来参加此次会议。6月底，顾维钧和董必武都在宪章上签字。双方对彼此给予高度评价。
后来，由于蒋介石对国民党官员的限制，顾维钧和共产党走在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上。
1972年，章含之受毛主席之托，邀请顾维钧访问北京。
顾维钧深受感动，但又不得不拒绝。他委派自己的女儿回到家乡，替自己看望祖国和亲人。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在家中溘然长逝，时年97岁。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为了表达对他的哀思，特别设立顾氏奖学金，用来感谢和纪念他为世界做出的贡献。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参加了顾维钧的追悼会，并发去唁电。顾维钧作为中国杰出的外交家，一生为国，令人敬仰。
外交学者温源宁总结道：顾维钧博士就像光芒四射的星星，不论他的敌人和朋友都认为他能够全权代表中国的利益。
顾维钧始终没有加入美国国籍。他在各个历史节点，为祖国权益奔走呐喊，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1.《顾维钧与巴黎和会》周建超《民国档案》1997年第1期
2.《略论顾维钧的主权观》周蒋浒《船山学刊》2006年第3期
3.《顾维钧联美外交思想的形成与影响》岳谦厚《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