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法典》实施前有效。《民法典》颁布前的《民通意见》第6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接受奖励、赠与、报酬，他人不得以行为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为由，主张以上行为无效”。可见，无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一般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但如果是“纯获利”行为，则有效。
二、《民法典》实行后无效。《民法典》实施后，《民通意见》被废除。《民法典》第二十条：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以及《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四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无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行为”也是无效的了。
三、禁止的意义。体现了对幼儿的绝对保护理念。幼童是无行为能力人的绝对主要群体。“纯获利行为”也是参与社会经济生活，或多或少可能卷入利益关系，不利于幼儿成长。禁止体现了对幼儿的绝对保护。同时，也为了防止法律规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1、不鼓励幼儿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纯获利”主要是经济利益。行为意味着要以实际行动参与。法律如果认可幼儿“纯获利”，实际是鼓励幼儿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这是不利于幼儿成长的。
2、防止“获益”背后的负面影响。对其身心健康而言，经济利益不一定就是“有益”的。比如，今天叔叔送他1万，明天阿姨送她2w，钱是多了，但对人生观等身心健康未必就是好事。虽然这些问题并不是法律“不支持纯获益”就能杜绝的，但法律有价值导向功能，法律的态度是行为指引。
3、鼓励通过监护人实施“纯获利”行为。“纯获利”行为，幼儿本人或者其监护人都可以实施。现在“禁止幼儿本人实施”，就是变相鼓励通过其监护人实施。
4、防止别有用心的利用。社会生活太复杂，对无缘无故的爱，总有些不踏实。俗话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有什么好事需要幼儿亲自出面，而不通过其父母的？法律这样规定，是一种基于保护的谨慎和预防。比如，有人给幼儿送钱行贿。如果没案发，则赠与的钱就是合法的。案发了，父母不知道，无责。幼儿不懂事，无责。这不是正好被腐败利用？
当然，相关的负面影响，就算对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仍然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法律总得有个界限。以8岁划界，只是相对合理，无法做到绝对合理。
四，“禁止”的负面后果较小。事情都有两面性，如何规定，只是权衡利弊的结果。剥夺幼儿“纯获利”的行为能力，自然也有不利的一面。之所以仍然坚持，是因为这种情形实践中少见，“禁止”对社会生活影响不大，且有替代方案。总体上，利大于弊。
1、发生概率低，影响不大。幼儿如此年幼， “纯获利”情形很少遇到。需要监护人不在场，由幼儿急迫实施的，就更少了。
2、父母可以替代幼儿行使“获益”权。绝大多数情形下，幼儿的监护人，完全可以替代幼儿接受“纯获利”。禁止幼儿获益， 对幼儿的实际利益影响不大。
五、为什么允许胎儿接受赠与？胎儿赠与和幼儿“纯获利”，二者具有相关性。首先，胎儿和幼儿，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次，赠与也是“纯获益”的一种。再次，二者都有“法外开恩”特别保护的性质。现在，法律之所以对胎儿和幼儿“厚此薄彼”，大抵在于：
1、胎儿接受赠与是一种民事权利能力。《民法典》第16条规定胎儿在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等纯获利益的情形中，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即有权作为民事主体继承遗产和接受赠与。而 幼儿“纯获益”，讨论的是民事行为能力。权利可以被动获得，不一定需要本人参与。而行为，则需要本人参与，主动进行意思表示。二者本质上不是一回事。
2、胎儿接受赠与是继承权制度的一种延伸。《民法典》在继承编中第1155条就明确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胎儿在出生后，其成长能够获得充足的物质条件。逻辑上，既然胎儿可以接受继承，自然没有理由不能接受赠与。
3、胎儿接受赠与风险低。首先，善意的确定性更大。胎儿接受赠与，一般赠与方仅限于重要亲属 ，是继承制度的一种延伸，善意的确定性更大是，更纯的“纯获益”。其次，胎儿尚未出生，接受赠与的经济利益的同时，受到外界负面影响和伤害的可能性很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