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里有叶名琛传，根据书中记载，此人前期在官场上的快速爬升几乎与“剿匪”脱不开关系，在他本人传记的前三百字里，“剿”字出现了三次，“匪”字出现了四次，可以说是对内的铁腕了，后期被英法联军俘虏之后，面对外国记者采访，叶名琛还自鸣得意道，1855-1857年两年间他就杀了四十多万人。
然而对外，他又是另外一副面孔，表面上来看，他坚守“夷夏之防”原则，坚持对外强硬，实际上，他的行为非常符合《清史稿》中对他的评价，“颇自负，好大言”，主持广东政务及对外交涉近十年里，并没多少有力作为，不接受新事物，不加强武备，后期广州沿江防线乃至广州城的快速陷落与他的举措很有关系。
对外交涉上，他用的就是当时官场的老一套，敷衍、塞责与推脱，1857年12月英法联军兵临城下，英军司令额尔金发出最后通牒之际，他依旧置若罔闻，无视了即将发生的战争。
战争指挥方面，在“六不”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四不准”，简单来说就是不准花官家的钱增设兵力，不准军队作战争准备，不准平民戒备，不准擅自杀死外国人。除此之外还搞裁军一类的举措。
英法联军破城之后，叶名琛充分展现出了贪生怕死的一面，拒绝自尽，最后被押送到了印度，以雪大耻、尊国体自封的他最后落得完全相反的结果。
最后补充一点，被俘之后，时人对他的评价是“六不”总督，可他对自己的评价却是“海上苏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