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下乡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将城市中的失业人口发配到农村是贯穿了整个计划经济年代的惯例，知青群体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是这个惯例最后的一批受害者，在成功回到家乡后还能够发出声音，而不是像之前的人们一样归于沉寂。
1、建国初期遣散城市人口：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处置庞大的城市失业人员，政府就动员将新中国成立前流入城市的破产农民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作为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据劳动部统计，1950年各级政府就动员和组织了16.5万原籍在农村的失业人员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951年至1952年，又有约13万失业人员被安置在农村。
之后又开始了将一向居住在城市但不适合参加工业生产、同时具备参加农业生产条件的失业人员下乡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作，原因主要是当时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后 农村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现象，而城市失业问题仍然很严重，于是党和政府明确把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作为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主要出路。
这时期也出现了第一次知识青年下乡，由于建国后中小学教育发展迅速，学生人数持续增加，大批未能继续升学的农村青年涌人城市，给社会发展带来不小压力，因此动员这批青年回乡成为当务之急[1]。当时16岁的山东高小毕业生徐建春和吉林初中毕业生吕根泽回到各自所在的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二人一开始都想离开农村，可是乡亲们都不愿让二人离开，二人最终扎根农村，领导村民互助合作。机缘巧合之下的这两人一经宣传就成了轰动全国的青年人物，也是最初的“知青代表”。不过这一时段的动员对象多是家在农村的学生，其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农村学生不能升学的困境。例如 从1953年到1956年，河北省有100万知识青年先后参加农业生产，而在1956年底，陕西省也已有 10多万中小学毕业生回乡从事农业生产。
当时采取两种方式由政府出钱组织城市失业人员下乡参加农业生产：一种是把城市失业人员连同家属一起成户地分散安置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叫做 “移民插社 ”另一种是成批动员组织失业人员、无业人员到地多人少地区去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或者参加国营农场开荒生产，时称“移 民垦荒”。据劳动部的资料仅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3月，北京 、天津 、上海、沈阳、旅大、重庆、浙江、黑龙江等六市二省，就安置了86万失业人员及其家属参加农业生产。
2、经济调整时期遣散人口
1957年初，为了抑制当时的经济过热，国家采取了诸如压缩基建规模、停止从社会上招工等一系列措施。在这种形势下，劳动部加紧了对失业人员下乡的动员，强调指出：社会上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主要出路在农业和某些服务业，可以动员家在农村的回乡生产、组织移民插社和垦荒。此后又有大批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被动员回乡。就连人民解放军也开始分期分批地动员随军军官家属还乡生产、劳动就业、安家落户。根据1957年11月中旬的统计，14个单位还乡生产的军官家属已经有2万多户，3.6万多人，有的单位还乡生产的军官家属已达到随军家属总数81％。
当时除了城市失业人员外，待升学的学生也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教育建设问题，当时小学发展过多，高等及中等专业学校、高中学发展较少，致使城市里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逐年增多。到1955年11月，全国城市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停学待业青年达70万人。因此政府尝试学习苏联的青年开垦运动，1955年7月6日，团中央发出《关于组织青年参加边疆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指出“可以动员一部分城市中未升学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及其他失业青年参加垦荒工作”，并着手开展动员和组织工作。到1957年国家一律停止从社会上招收工作人员 ，这意味着城市中几乎所有部门都同时向求职者关上了大门。大批城市青年在升学、就业方面遇到双重困难，成为1957年社会舆论沸沸扬扬议论的焦点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发泄自己的不满。
之后在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明确指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此后各大城市组织开展了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工作。尽管各级政府部门都做了很多动员工作，但是由于采取了自愿原则，真正愿意到农村去的待业青年并不多，所以这项工作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1955年至1956年全国先后组建了 50多批远征垦荒队，共3.7万人，1957年至1958年上半年，全国只有1.5万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
时间走到1961年，由于之前经济建设的失误造成了全国范围内的供应紧张，政府被迫大量向农村疏散人口，自1961年1月至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了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 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到1963年底共精减职工2546万人，其中回农村、安置到农村务农的有1641万人，占精减职工的 67％。从 1961年到1964年的4年间中国城镇人口净迁出4369万人，直接导致农业人口在中国所占比重由1960年的73.83％上 升至1964年的80.15％。
从该年开始，全国各地开始贯彻中央“八字方针”，采取“面向外地、面向农村”的方针安置青年学生。当年上海就动员了1万5千名知识青年报考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后有9453名知识青年进入劳动大学。10月14日，上海知识青年参加外地建设工作办公室成立。同月，昆明市应届初、高中毕业生440余人到思茅垦区各农场参加边疆建设，广州市动员保留城市户口的知识青年200多人到省属珠江农场参加农业生产。吉林、辽宁等地都根据中央精神展开了本省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随着1961年精简工作的开展，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随即在全国铺开，涌现出了董加耕这样的知青典型，成为引导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榜样。
但尽管经过了这番努力，但到1962年时，全国城市社会青年约200万人，绝大部分是未升学就业的学生和被精减下来的青年职工。他们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多数要求劳动就业。根据这种情况，中共领导人指出：“城市人口每年要增加100多万，总有一部分要下乡安置，要到农业上去找出路……我们要为今后若干年内安置城市多余劳动力打好基础，所以说这是一项长期任务”，被后世称为“知青下乡”的运动就这么轰轰烈烈的开始了。
最初安置城市青年主要是国营农场，由于农场职工的地位高于下乡农民，有固定工资，生活有保障，农场的集体生活容易被青年接受，因此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据团中央1963年统计，1961年以来到国营农场的知青有115126 人。
但国营农村的容纳量毕竟相当有限，很快知青们就开始被派送到人民公社中，从1962年秋至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全国共有129.28万城镇知识青年奔向农村和边疆，其中去农村插队的87.06万人，占67％、到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42.2万，占33％。
3、知青下乡运动
随着时间进入七十年代，由于政治因素当时各地学校基本停课，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三届初、高中毕业生1001万人留在城镇无事可做，如何安置他们成了当时的紧迫任务。知青上山下乡再次提上国家议事日程，接着在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全国很快出现了一个大规模上山下乡的热潮。仅1969年就有267.38万知青下乡，1972年有67万人下乡，1974年到1977年又累计下乡769万人，平均每年192万人。 据统计从1969年至1978年这十年期间，全国共有14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
但这种不断将农村当成劳动力泄洪池的作法到1979年时已经再也无法维持，当时城镇积累的待业人员已经有近2000万之巨！达到建国以来待业人数及其占人口比重的最高峰。大城市就业压力更大。北京市待业人员40万人， 占城市总人口的8.6％，平均每2.7户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人待业。天津待业人员3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1.7％，待 业比重比北京还高。如此庞大的待业队伍包括两部分：一是回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其他落实政策人员；一是新增城镇劳动人口和其他城镇闲散待业人员。其中前者占很大比例，如天津市1978年初仅有两万人待业，由于大批知识青年陆续回城，到1979年猛增到38万人。
当时大批要求返乡的知青已经对政府形成了巨大的压力，1978年12月，李先念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说，上山下乡运动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国家花了60多亿元，买了个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据统计在1962-1979年期间，中央财政下拨了75亿经费，实际支出65亿元，之后在1973-1979期间又追加了48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1.16%，平均每年约7亿元，相当于500万农民一年的总消费额[2]。
同时知青下乡对农村也造成了不少负担，由于下放知青由原籍吃商品粮转为吃农业粮，但当时政府一方面要求社队供应粮食，但又不同意减少社队的粮油征购任务，使得知青实际上是在与农民争粮。其次国家下拨的知青建房补助不足，社队要为知青住房贴钱、贴料、贴工、贴粮，还要负责维修[3]。
然而结束上山下乡运动却非易事。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一方面给了知青一线希望：会议决定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逐年减少下乡人 数，并对上山下乡作出“得不偿失”，“路子越走越窄”的评价，这为知青们的返城要求提供了合理性依据。但另一方面又使知青们深感失望：会议确定，国营农场的知青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这就堵死了一大批知青返城的路，诱发了1978年至1979年秋、春之间规模浩大的知青返城大请愿风潮。
当时许多省市出现了要求回城者围堵、哄闹政府机关，甚至卧轨绝食的事件。请愿活动集中在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声势最大的是1978年12月至1979年1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集体请愿、绝食、卧轨事件。云南发出告急电，中央震惊，指定云南省委和国家农垦总局负责处理。国务院派出赵凡率领五人中央调查团赴云南处理危机。最后不得不满足云南知青的要求，愿留则留，愿走则走。闸门一开，云南各垦区8万知青在一两个月内迅速大返城。云南知青返城的消息不胫而走，知青要求返城的请愿活动迅速遍及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酿成新的社会荡。 1979年2月5日，上海发生回城知青卧轨拦截火车的事件，再次惊动中央。
这时城市已经累积了大批待业者，就业压力很大。要求回城的还不只是知青，据全国调查，要求回城和复职的人员 有九类之多。除下乡知青外，还有60年代初精简回乡的职工要求复工；“社来社去”的大学和中专毕业生要求国家统一分配；1969年前后各地在战备疏散中迁往农村的城市居民要求返城；“文革 ”初期戴“黑五类”帽子下放农村的人员；右派改正后要求回城工作；历次运动中下放农村的人员及其随同子女； 从沿海调大三线工作的职工要求解决夫妻两地分居；有些临时工要求转为正式工等。其中人数最多的，除了上山下乡知青以外，就是60年代初精简下放的2000多万人。对于这些下放人员来说，回城是改变自己一生生命运的惟一道路。不过这几类人员中许多人最终没能如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