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人”系唐代一部分基层执法人员的俗称，固然很难算的上官职，倒也谈不上贱民。马亲王喜欢在小说里用不良人，大概还是看重“不良”二字桀骜不驯的江湖气质，比较符合小说语言环境。
实际上揆诸史料，关于不良人的记载极为罕见，《通典》一次未见，《唐六典》一次未见，《国史补》一次未见，《全唐文》一次未见，《资治通鉴》仅一见（同《唐书》），两《唐书》两见，《唐语林》仅一见，广收唐代逸闻故事的《太平广记》仅两见。
史料不载，并不是不良人行事低调、从事特务工作使然，而是因为“不良人”压根就不是个正式的职使名称，也就是说，唐朝政府的职官僚吏册上，根本就没有“不良人”这一职业。“不良人”一名，实为外界送给他们的外号、俗称或省称，明代茅元仪《暇老斋杂记》的推测很中肯：
“谁何”是汉朝掌管门禁的宫廷警卫，有不明人员靠近，则喝问：“谁何（什么人）！”因此得名。唐代不良人，得名之由，与之相类，乃是“拿捕不良之徒的人”的简称。其命名初衷，以及命名者是谁，均已无考。不过视乎该称谓带有的明显贬义，猜想可能是民间奉赠的鄙称，性质有点像后世说的“鹰爪子”、“条子”。只是“不良人”的訾诮之意，尚未达到“鹰犬”这等辱骂的地步，因此严肃的史书，偶尔也会采用。
两《唐书》两次使用“不良人”之称，一次见《旧唐书·杨慎矜传》。杨慎矜是隋炀帝玄孙，唐玄宗天宝五载，升户部侍郎兼诸道铸钱使，知太府出纳。管着铸造货币，还管着金帛库藏出纳，是个肥的流油的缺。天宝年间，朝事已颇见腐败，李林甫当道，任用私人是少不了的。杨慎矜节矜不墨，在职二十年，公清如一，不肯依附李林甫，深为李林甫所嫉，乃诬陷他结交妖人，私藏谶书，意图复辟隋朝，杨慎矜因此下狱。此案牵连了一大批官员，杨慎矜的下属，太府寺少卿张瑄也一同入囚，惨遭拷打，《旧唐书》载其所遭酷刑：
“驴驹拔撅”是一种著名惨刑，受刑者固定在特制的刑具上，摇动刑具把手，受刑者的身体会被拉长。张瑄被拉得腰细欲绝，五窍流血，惨不可言。而施刑者，正是一位不良人。这位不良人以酷吏帮凶的形象出现，拷打清正的蒙冤之臣，是故史家不吝鄙称，不称他狱卒、差役，径以“不良”相谓。
一次见《吉温传（酷吏传）》，说的是阴险刻毒，长于刑讯的酷吏吉温，被引荐给唐玄宗。玄宗认为吉温不过一介只会滥刑逼供的功狗之徒，不屑一顾，轻蔑地说道：
《太平广记》的“不良人”，采自大唐奇书《朝野佥载》。这部书之奇之趣，在我看来是唐代杂记中仅次于《酉阳杂俎》的存在。书中不良人两度出场，一次是一人与后母通奸，被有司追捕，此人找算命先生卜问吉凶，为不良人发现，执送县衙：
一次是有官员征高丽时掳了个高丽美女作姬妾，被美女投毒盗金而去，官员几乎毒死，皇上敕令“长安、万年捉不良脊烂求贼”：
这里的“捉不良脊烂”就是不良人的全称了。顾名思义，“捉”是捉拿；“不良脊烂”，推测应是“论法当受杖刑，打烂脊背的不良之徒”的简化说法。当然学界也有观点，认为“不良脊烂”指的是“差役若不能克期捕贼，则受杖刑至脊背打烂”。两种观点所指“脊烂”者，官贼相异。比较起来，笔者还是倾向于前者，即“脊烂”的是应当承受杖刑的贼人，而非官差。古人原有衡诸现代语言习惯莫名其妙的缩略构词，像“放挫啼”，指驯鹰人；“鬼薪”指为宗庙采薪事鬼的徒刑；“响马”，指“抢劫前先射响箭，警告商旅放弃抵抗的马贼”。唐人的俗语组词，更加奇怪，比如“楼罗（楼罗）”一词，在唐代还不具备“绿林杂兵”的意思。唐代的楼罗，可指办事干练之人，还可以指粗俗寒酸之辈，这是因为天宝年间的进士，分东西两棚，各擅声势，而寒伧者融不进上流圈子，大多聚集于酒楼乱哄哄地吃毕罗。这等缩略词义，若非唐人自己注解，后人真是一脸懵逼。
最重要的一条，出自《唐语林》引唐人韦绚《刘宾客嘉话录》的记载，揭示了不良人真正身份：
唐德宗朝宰相李勉，初入仕途，任开封县尉。县尉主管县境治安捕盗，但此辈多系文官，有的不免性情宽和，御下不严。开封县的不良人，就想试试这位新上任的李县尉是什么脾气，于是私下受贿，还故意让李勉知道。李勉召集吏卒训话道：“你们中有人纳贿，我已知晓，我给他三天时间自首，如若不从，那么三天后自己抬着棺材来见我罢。”那受贿的不良人暗暗冷笑，满不在乎，到了第四天，欣然抬了口棺材上班，一副“看你能拿老子如何”的模样。李勉命将其拿下，于棺中投入荆棘石灰，把这不良人塞了进去，活活钉封，丢进了汴河。
由这条记载可见，不良人实系县尉手下的“吏卒”，也就是捕快差役；《朝野佥载》所记的两处不良人，其上属单位也均为县，一是“执送县”，一是“长安（县）、万年（县）”；而《旧唐书》的不良人，则分明狱卒、刀笔小吏一类。综上三部文献——也很可能是仅有的三部收录不良人案例的文献来看，不良人的真实身份，应当划入唐帝国政府执法系统最底层人员，绝非什么特种部队。所谓“不良帅”，其实就是县尉或州府一级的司法/法曹参军。坊间一些观点，望文生义，以为“不良人”乃是《结客少年场行》“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的游侠子弟，又以为官府是利用他们以毒攻毒，纠治奸盗，固然误谬失真。拿他们比作明朝天子耳目爪牙、手掌诏狱的锦衣卫，更是霄壤云泥，根本不在一个层级。
当然，以上仅为推测，“不良人”作为一个泛称，其指代范围或许不止于府县皂吏，唐朝其他负责城市治安，尤其是京畿治安的力量，也不无可能涵括在内。
唐朝维持京师治安的力量，大抵有金吾卫、巡使、街使街卒（伍伯）、长从护卫（彍骑）、京兆府和京畿各县衙的衙役。金吾卫属于禁军系统，组织严密，机构完整，是维持唐代前期统治的坚强柱石。唐前期城市施行严格的宵禁，夜间不许闲杂人等出门逛街，违者幸运的送拿有司抽一顿鞭子，不幸运的当场射杀无论。那时没有钟表，虽然市场和一些官署里也置了日晷之类仪器，普通市民毕竟很难知晓时辰，什么时候坊、市该关门，什么时候宵禁开始，“辨晓警昏”，全靠金吾卫扯着嗓子满大街喊。后来金吾卫嫌费嗓子，不愿喊了，改用街鼓，连接外郭城门的六条主干大街各设大鼓。华灯初上，鼓击八百声，长安城千门万户次第关闭，市民们最日常的对话，不是“8点了，电视剧开始了”，而是“鼓都响了还不回家，是要死在外面撒？”到第二天清晨五更，皇城报时鼓率先擂响，接着六街鼓声动地，各报三千声。三千鼓响，按一秒一声算，也足足得响五十分钟，五十分钟的超级闹钟，你关还关不掉，就算再能赖床，也非给你吵起来不可。晨暮两鼓击毕，金吾卫就开始沿街巡逻，缉捕盗贼。唐宪宗朝铁相武元衡清晨入朝被杀手伏击，遇刺身亡，即有朝官上奏，追究事故发生片区金吾卫负责人责任，逮捕论斩。此外，天子在内，把守宫门，宿卫皇城；天子出行，金吾卫盛列旗帜，披黄金甲胄、短后绣袍，充任仪从护卫，并负责清警道路。特殊时期，还会奉圣旨皇命，贴身保护重臣。故金吾卫煊赫荣耀，非其他执法势力可比，充任者多为贵胄子弟，“不良”一称，多半跟他们扯不上关系。
盛唐以后，府兵制瓦解，金吾卫职能涣散，缉盗事务，多移交与神策六军。而原本隶属金吾卫系统的街使，开始更多承担起治安责任。街卒跟金吾卫比起来，犹如乌鸦之比凤凰，位卑权轻，他们是金吾卫的指臂和延伸。长安城六条主街，凡城门坊角，皆设“武侯铺”，类似于后世的派出所，大铺三十人，小铺五人，执行巡街任务。巡街的街卒发现需要处理的事故，探明之后，返回禀报金吾，由金吾卫出面解决。在没有金吾卫的城市，街卒大约归地方官府管辖。除了维持秩序，街卒有时还被发动种树修桥，有点城管内味儿。
至于府县衙役，就不必多说，历朝历代差不多。结合不良人的几条记载，推测街卒和府、县衙役被称为“不良人”的可能性大一些。
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