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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昭和维新，维的是什么新？维的是谁的新？在当时已经有一次明治维新了，看上去经过两代人的努力，日本已经成为了一个马马虎虎的东方帝国，为什么很多所谓的“皇国志士”却觉得这样不行，要再来一次“昭和维新”？
这就牵涉到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所谓的日本帝国，究竟是谁的国？又应该是谁的国？
虽然日本在明治维新到太平洋战争战败的八十年，被笼统地称为“帝国时代”或者说“战前时代”，但是明治和大正两朝，却又和昭和前二十年有明显的不同。
这种不同不是来自于天皇个人的变化，而是来自于国内统治阶级内部的此消彼长。在明治和大正朝，藩阀势力四处盘根错节，垄断了政治势力，山县有朋-桂太郎一脉的长州藩阀以及势力稍弱的萨摩藩阀，一直实现着对政界军界财界的支配地位，所谓的桂园时代（20世纪初期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交替出任首相）我个人认为有些名不副实，在这个时代里面，出身于旧公卿华族的西园寺公望任职时间几乎只有桂太郎一半，而且处处受制，权力和影响力根本无法与桂太郎相提并论。
就是这些人主导了明治维新，而正如一些后来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这些人搞的明治维新，嘴上的目的是要“宪政”和“民权”，是要“安抚亿兆黎庶，开拓万里波涛”，心里想的却只有“揽权”，所以虽然表面上学了西方搞了宪法和国会，但是他们实际上却让宪政变成了一纸空文。
然而，藩阀毕竟不是天然的统治者，所以他们要为自己的揽权搞一层光鲜的皮，他们想做的是推出一个偶像，然后用偶像来集中权力，再用操纵偶像的方式来行使权力，所谓天皇大权独揽国会无权质疑和统帅权独立（军队只服从天皇，和政府相互独立），正是他们这种手法的一部分。在明治和大正时代，藩阀就借助前台的偶像行使了一个帝国的权力。
这种故意为之的权术机巧，让日本帝国的权力架构四分五裂，同时，藩阀的内部斗争也让自身割裂成为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集团，只有在藩阀有共同的精神领袖时才能够正常运转——是的，可以说，日本帝国为人所诟病的四分五裂的政治架构，正是藩阀的首领们故意造成的，入土为安的他们根本不明白他们将会在几十年后就给日本带来多么大的灾难。
当然，不管这些藩阀有多么军国主义、有多么侵略成性，他们毕竟扎实地统治着这个帝国，并且让整个权力机器和军事机器执行自己的意志，他们有政策的延续性，政治界也稍稍能够说得上稳定——而这正是后来的昭和时代所极度欠缺的，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稳定性的欠缺就是帝国毁灭的深层根源。
在大正时代，随着1913年桂太郎的死和1922年山县有朋的死，标志着藩阀时代的结束，从那之后藩阀的势力开始大幅衰退，而他们也没有能够培养出下一代的精神领袖（也许本来就培养不出来，因为藩阀统治毕竟是难以维持的），于是日本帝国的权力架构开始从根基上产生了巨大的动摇。
他们故去了，他们缔造的四分五裂权力架构留了下来，以至于再也无人能够良好运转它。
很明显，这时候日本帝国的权力架构已经需要重新改造了。平心而论，这时候最好的改造者人选是天皇，毕竟日本帝国名义上的主宰就是他，而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操纵他了。
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事例——来协助读者们理解当时的日本帝国。
在1927年的昭和金融恐慌当中，华族银行（主要募资者为帝国的贵族）面临破产的压力，在破产之前的最后时刻，银行总裁松方岩（前首相、公爵、萨摩藩阀大佬松方正义的长子，1924年松方正义死后继承公爵爵位）紧急通知银行里面的那些藩阀股东，然后这些藩阀抓紧时间在银行宣布破产之前提款，而未得到通知的公卿华族们则在破产当中损失惨重。
此事发生之后，裕仁天皇大怒，在1927年年末下令废除松方家的公爵爵位，将这个家族从贵族当中出名。
从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出三件事实：第一，当时日本的经济环境很差，以至于专为上层贵族服务的华族银行都面临破产危机；第二，藩阀自成一体、同气连枝，而且只顾私利，根本不顾统治阶层的其他势力的利益；第三，裕仁天皇在当时因为藩阀老一代大佬们的凋零，已经握有了巨大的实权，以至于可以直接将一个公爵直接除爵。
如果这时候有个足够理智清醒的天皇，情况也许不会那么糟糕，一个处于这种立场的天皇，要么继续学西方左走，搞真宪政，要么直接往右走，搞德意志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式的独裁，两种方法都至少能够为帝国带来一个新的权力核心，让政治和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
然而，这两种人，裕仁哪种都不是，他可以说是东方的威廉二世，迷恋权力却又喜欢机巧，好高骛远却没有胆量，想要揽权却又不肯承担责任——更可怕的是他还挺聪明的。
当时藩阀势力已经衰弱，或者说已经不再具有支配地位，他们缔造了一个政治架构，让偶像拥有了真正难以制约的权力，然而当他们凋零之后，原本的偶像也不再甘心居于偶像的地位。
裕仁想要铲除藩阀时代的最后残留，原本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藩阀当时已经不成气候了，也没有一个核心领导人物来和他角力，但是他又想要揽权又想要维持住“宪政君主”的画皮，所以行事极为鬼祟，总喜欢靠别人来推动，然后让自己勉强“遵民意而行”。
而这时候的日本社会也在沸腾当中，如前所言，自从裕仁登位开始，经济就十分不好，而经济的孱弱更加动摇了原本摇摇欲坠的政治架构，同时厌恶藩阀垄断体制的新一代年轻人又成长起来了，他们想要打碎旧体制，让自己能够上位。
同时，当时的日本帝国，军队的地位超然，又拥有凌驾于政治之上的权力，于是军队就成为了这些年轻人的集散地，激进分子-野心家-军人三重身份结合，将要发生什么，当然不言而喻。
所谓的军内统制派和皇道派，我个人认为是没多大区别的，无非是建制派和想上位的在野派而已，他们说的是同一套政治语言，同唱尊皇高调，同样把尊皇当成排斥异己的大旗，表面上更尊皇的皇道派，其精神导师北一辉却又十分蔑视裕仁（他私下里称裕仁为“那个摆弄水母的家伙”），足以看出他们的内心所想了。
裕仁玩弄的就是这样一种权术——他表面上不动声色，然而放纵在野派攻击和排斥建制派，用这种方式来实现自己揽权的目标，同时自己又不用负起任何责任。
这种玩火式的做法，当然自然而然地摧毁了已经摇摇欲坠的旧体制，带来了政治的极度不稳定，刺杀原敬，九一八事变，刺杀犬养毅，乃至后面的二二六兵变，无非是这种政治逻辑下的必然结果而已，激进分子-野心家-军人三重，迸发出了足以毁灭整个帝国的能量——某种程度上，裕仁最后也发现，他已经无法驾驭这种能量了，整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一片混乱。
在一个激流的转折关头，碰上一个这样极度好名而又首鼠两端之辈，算是日本的大不幸（所不同的只是像井上清那样的左翼学者指名道姓地骂，而一些右翼学者只是遮遮掩掩地骂），左翼明骂他幕后统治，对政治体制的崩坏和后来的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右派暗骂他不敢搞真正的军国，以至于约束不住独走军人，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