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二位邀。
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邀请
来回答比较合适，如果答错了请学长多多指正。
分成三个问题：
1. 米兰达警告包含什么内容？
首先，米兰达警告是美国法的产物，美国和英国法其实是有区别的，不过由于不了解美国法，这里不展开。
米兰达警告的核心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缄默权和得到律师协助的权利，具体内容如下：
案件来源：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Miranda v. Arizona, 384 U.S. 436 (1966)）
具体介绍请参见果壳网科普：
2.米兰达警告是否适用于香港？
根据保安司于1992年颁布《查问疑犯及录取口供的规则及指示》，实际的警诫词如下﹕
“唔系是必要你讲慨，除非你自己想讲喇，但系你所讲慨嘢，可能用笔写低及用嚟做证供慨。”(你不一定要说话，除非你有话要说。但是，你说的话可能会写下来及用作证据。)
香港的法律援助机制，据我们老师说做得比英国还好。所以综上两点——嫌疑人的缄默权和律师辩护的权利，米兰达警告显然是适用于香港的。
这里重点强调下缄默权。
根据Lam Chi Ming v. The Queen [1991] 2 AC 212，一般情况下，被告有权保持沉默并拒绝作证。并且，根据 s.54(1)(b) Criminal Procedure Ordinance (Cap 221)，控方律师不能就被告的沉默提出质疑或发表评论。
由于香港继承的是回归以前的英国刑法，那么英国后续的刑法改革对香港是不适用的。而且正如 @Bull Barry 指出，1994年的Criminal Justice and Public Order Act并没有被延伸到香港，所以香港的嫌疑人相对英国有更大的缄默权。
目前在英国，嫌疑人没有绝对的缄默权：假如你在被捕的时候明明有足以使警方当场释放你的不在场证明，而你却闷声作大死，浪费警力以及司法资源的话，在法庭上你会被控方在交叉质询的过程中盘问这一点——法庭甚至可能允许陪审员根据被告的沉默做出不利于被告的推断（adverse inference）。
根据上诉到欧盟人权法院的Murray v. United Kingdom (1996) 22 EHRR 29一案：对被告的定罪不能仅仅因为他保持沉默、拒绝作证，但是依然可以把这种沉默作为不利推断的考量因素之一。
3. 最后回答题主的问题：为什么香港的警察逮捕嫌疑人会说米兰达权利？
根据基本法第87条和香港人权法案第11条，在刑法中，被告享有无罪推定。如要定罪，控方必须排除合理怀疑来证明被告有罪，而被告人无需证明自己无罪，更不能被迫自证其罪。因此，过于苛刻、推定有罪的条文可能会因为抵触基本法和人权法案被宣布作废。
根据HKSAR v Lam Sze Nga [2005] HKCFA 60(CA)一案，法官表示：禁止被告自证其罪是普通法的优良传统。
而能够作为呈堂证供的证据必须具有相关性和可采纳性，尤其被告录的口供，必须基于自愿，并且是在获知自己合法权利的前提下，否则这些证据可能会因为损害被告合法权利而被排除。还有一点，理论上，香港法院可以仅凭被告的口供进行定罪（在大陆似乎理论上是不允许的），或许这也是为什么香港会在获取口供的程序上格外严谨的一个因素。
要是不说米兰达警告，不看TVB和美剧的被告们怎么知道自己的合法权利？
要是被告不知道自己合法权利的话，怎么能证明自己的口供没有受到威逼利诱？
如果根据瑕疵满满的证据来定罪的话，被告又怎么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审判？
所以只好麻烦警察们多费唇舌啦。
这里跑个题，有一种例外情况是，如果被告是身经百战的警察——深知自己的权利，坚决抗拒作证的话，那么针对他们的一些略微过分的调查手段并不影响证据的认可度。在 Li Wai-Fat v. R[1977] HKLRD 531中，被捕的警察们接受了长时间的询问，被关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连手表都被没收了，最后警察们终于招架不住，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老师乱入吐槽： 香港警察是有多离不开他们的手表……）。要是摊在普通人身上，法官很可能会裁决说这种反人权的取证手段是不能允许的，不过这招对警察们是可以用的……
另外，再次跑题，香港没有“毒树之果”的概念，一些非法采集的证据仍然是可以作为呈堂证供的，前提条件是证据的证明力大于对被告的不利影响（probative value outweighs prejudicial effect）。根据R v. Sang [1980] AC 402，诱捕并不能作为排除证据的根据，所以警察叔叔们为了采集证据也是拼了，有卧底购买毒品的，有冒充狱友窃听的，还有协助进口毒品的……当然，法官表示：卧底警察们的底线是不能积极怂恿犯罪。
跑题完毕，请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