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侯仇死于周平王25年，一般来说，这是公元前八世纪中叶的事，而三家分晋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他要是反抗了，起码得是僵尸片了吧……
前情提“要”:
在本包包有限的见识中，随着晋侯在史料中留下的痕迹越来越多，我们也逐渐发现，这支原以“甸服”为分封计划的诸侯开始越来越多地活跃在王室主导的战争活动中，变得更加类似“侯服”的表现了。这就是本包包在前篇中提到的晋侯在天子那里谋得的新定位。
顺便说一句，商周时期的“公伯子”与“侯甸男邦采卫”是两个系统，和西周中后期才逐渐成熟的“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五服制度以及再后世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不是一回事。不过这些制度之间是有着承袭演进的过渡关系的，而非简单干脆的前者废止后者实施。
在前一篇本包包就着重提到的“晋侯苏征战记”，无论对应的是“出奔前的周厉王胡与他的晋靖侯宜臼”、还是“立志中兴的青年周宣王静与他的晋献侯籍”、再或者是“焦头烂额的老周宣王静与他的晋穆侯费王”、甚至“共和年间的晋釐侯司徒”，这种“在周天子的指挥下、部分诸侯军队参与其中、针对蛮夷邦国”进行的王朝战争与军事远征都会给彼时的晋人带来多种多样的挑战与考验。
当然了，在一个技术原始、行政效率低下的年代去干这些额外的工作也是需要付出资源并安排不少人员具体执行并管理的。于是晋人的精英们也要被迫还是分工与执行，才能最终让天子征调的晋师在战场上打出亮眼战绩。
明显的，我们可以感受到西周晚期晋国的实力也随着这些辛苦付出而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别的不是说，至少晋师的军事经验与水平已经越来越被天子认可和倚重，被频繁征召参加战争的晋国国人们也越来越习惯于听命自己在军队中的领导的指令，去完成那些领导的领导们的意图与任务，晋国的命运也开始更加深刻地与天子们纠缠起来。
总之，在周宣王静迎来自己的中兴瓶颈之时，晋穆侯也走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点。周宣王43年，周王朝危机四伏，接连的军事失败与巨大的财政压力让天子静再次体验到了手足无措的痛苦，各阶层开始流传起谣言与谶语，政治精英们也因为利益来源的枯竭而开始了内耗与斗争，曾经在厉王及宣王时期大放异彩的晋国也出现了危机。
自周成王诵10年分封以来，晋侯之位一直在唐叔虞的直系血脉之间稳定地父子相继。但如今的我们都清楚，在晋穆侯死后，继承侯位的是他那名字失载的弟弟晋叔家父。而失败者太子仇则被迫出逃国外（他具体去了哪里完全没有留下记载）。
太子仇生于晋穆侯7年，至晋穆侯27年老爸撒手人寰时太子已经到了加冠之岁。而至于晋穆侯的弟弟晋叔家父，虽然生日不详，但他显然要比太子仇更加年长、成熟。按目前的主流说法，晋侯苏对应晋献侯籍。可以想见，铭文中表现神勇的晋侯苏不可能以“一骑讨”的形式独自夺得这些战功，那么他的儿子与臣子们也一定出力良多。而等到晋献侯在自己执政的第10年死去、做哥哥的晋穆侯费王接过父亲的侯位，不难推测做弟弟的晋叔家父会更多地参与后续这类具体军政事务的统筹与管理，当然了，逐渐长大的太子仇自然也不应当被排除在外，但他在晋国政坛与军界的积累只可能会比自己的叔父更加薄弱。
本包包觉得，后来在左传中被提及的那个因“晋穆侯费王自己心情波动而引发的起名风波”小故事可能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晋人精英们太过关注。但随着晋人军政精英们的利益划分和团体站队日渐加深和固化，反而会开始被人有心地反复提及与刻意传播，以达到打压和削弱太子地位、动摇他父死子继的正统性的目的。本包包觉得，从事后的既得利益者来看，这个阴谋家既可以是此时的晋叔家父（晋殇叔），也可以是后来的公子成师（曲沃桓叔），毕竟前者可以靠这种舆论来动摇晋文侯仇的继位正统性最终把他排挤出逃自己接过哥哥的侯位；后者则可以靠着这一手来为自己试图取代亲哥晋文侯仇的儿子晋昭侯伯（仇给自己儿子起的是什么“姬伯姓名”呀，哈哈哈哈哈）的行径加以遮掩和辩解。
有意思的是，外逃的太子仇并没有成功拉来后世春秋时代十分常见的外国干涉军。这倒是很好理解，想来应该与此时的周礼制度尚未开始崩溃，被天子的礼制与设计施加了重重枷锁的大多数地方诸侯们可不敢违背天子的意愿自行征伐之事。
那么，周天子又在忙啥呢？他咋不来救一救自己头号马仔家里的变故主持公道？
前面也说了，晋穆侯费王死于周宣王43年。此时的周王朝早已没了周宣王静执政前期的中兴之象，宣王31年以来接连的军事惨败与几近崩溃的财政状况让年迈的天子焦头烂额，甚至在宣王39年千亩之战惨败、南国之师尽丧后强行在大原料民，结果也是一地鸡毛。
而就在宣王43年这年，因为谣言谶语的缘故，周宣王静最终杀掉了“忤逆圣意、欺君罔上”的杜伯。此举不仅给晋国送去了后世著名的那个士氏家族的始祖隰叔（杜伯儿子），也令周宣王静自己开始心神不宁、噩梦缠身，从此落下了病根，最终在三年后死去（墨子里“周宣王静让杜伯鬼魂射中心脏折断脊柱当场死在车里”的故事多少有些猎奇了，尽管国语里也提到过“杜伯射王于鄗”，但本包包还是觉得周宣王静是病死或者老死的）。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周天子可能更容易选择默认晋叔家父驱逐太子仇、接管晋国大局的既成事实。毕竟在这位暮年天子眼中，晋穆侯的弟弟对已经开始人生倒计时的周宣王静来说可能更熟识、更了解、更好用，同时这位天子自己也是个有着仅凭个人好恶的由头就干涉更替鲁侯继承的历史作为的主儿。
而此时还只是个毛头小伙子的太子仇只好先行外逃蛰伏起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毕竟无论是对比高高在上的周宣王静，亦或者是对比夺走属于自己侯位的晋叔家父，年轻就是太子仇最大的资本。他逐渐拉拢和聚集了一些被晋叔家父留任在国内的人成为内应，最终在周宣王静死后、周幽王宫湦改元的当年，这位“复仇者”仇就急不可耐地“率其徒袭殇叔而立”，杀死取代了晋殇叔、成为后来的“闻名遐迩又籍籍无名”晋文侯仇。
十年后，新任周天子幽王宫湦也会被自家“兄友弟恭、父慈子孝”的阋墙困境整翻车，事情的发展很快就会超出所有人的控制，以至于彻底动摇整个周王朝的根基。到那时，晋侯仇也将迎来他在两周之交的巨变时代舞台、以大奸似忠的面目粉墨登场。
同样是赶上了时代的风口，晋侯仇的生平事迹虽然在本包包眼里可能比晋侯重耳还要生猛，但因为种种原因，他的个人名气与事迹知晓率确实远不如春秋时代的霸主晋文公，甚至差一点就可能跟籍籍无名的“晋侯目录”（生平事迹完全失载的早期晋侯们）坐一桌了。
当然了，晋文侯与晋文公知名度方面的差异可能是曾经掌握历史文本话语权的某些人有意为之的结果。
本包包推测，晋文侯之所以“不太出名”，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
一来，晋侯仇以及他的前任晋殇叔（不是他爸晋穆侯哦，是不是有点“政治阴毛”的味道了啦？）所处的时代比较特殊，不仅晋国自家的“小朝廷”因为晋穆侯死后叔侄争位的事闹得满城风雨，就连晋国这类诸侯们的总部——周王室在周宣王末年至周平王初年也一直处于王朝自上而下的二三十年剧烈政治动荡之中。这就意味着上至王朝中心，下到晋国自家，可能就没有史官能安安静静地把这些事的前因后果详细记录下来。
二来，在周幽王统治末期，周人的内部矛盾与斗争终于在勾连外族势力干涉后面酿成大祸。随着周王身死，王室及王朝中央在短时间内骤然失去了主要政治功能。在周王为首的王朝中央力量的短暂空缺期以及随之而来的持续衰弱期内，缺乏约束的晋侯仇在自己的侯执政期内，针对今晋西南地区的“晋邻”们以晋侯身份进行的军政活动显然并没有太过顾及周天子之前一直尊崇推行并维护的周礼制度。这就导致了这些年晋人干的那些事写出来了看着也过于羞耻，即便真给详细过程都记下来了，万一哪天被大佬看见了估计也是直接红温毁禁了事。（苻坚:馋包包你说春秋就说春秋，不要隔着含沙射影！）
三来，除了晋侯与自己周边的那些邻居们之间不总是那么友好的互动以外，晋侯仇甚至果断抓住了周王朝中央高层的分歧与对立的历史机遇，以一介诸侯身份对，串通或者协调多位利益一致的诸侯、甚至附庸，以下克上式地针对周王室内部事务进行了军事干预，甚至最终继承周王朝王位的宜臼也不是那么的“根正苗红”。这就意味着假如晋国自己给如实记了下来，可能会招来那几位同谋们的不满，不如编些说得过去的场面话，然后大家都“各自吃饱抹干净嘴保持沉默”了事。
事实上，很可能是因为这些激进、酷烈甚至明火执仗的僭越式行为给周王室乃至天下诸侯（尤其是晋国自身）带来了过于深远且广泛的影响，而这些行为本身又过于违背周人原本制度体系的“政治正确”，在僭越者们的实力与影响力无一足以推动改朝换代直接革掉周人天命的前提下，原本对立的正反两方在斗争爆发、利益重新分配、局势最终趋于缓和后，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针对既已发生史实的历史记载文本进行刻意的抹除、甚至蓄意的篡改。
本包包私下调侃时常拿晋文侯类比“平头哥”——蜜獾，他当晋侯的这一辈子大致就干了三件事:干叔叔，干老板，干同事。
如前所述，晋穆侯费王死后，晋国发生了有史料记载的第一次“兄终弟及”——晋穆侯费王的弟弟晋殇叔夺走了本应传袭给嫡长子仇的侯位。而他的短暂统治虽缺乏细节记载，却刚好经历了周宣王晚年的危机与周幽王继位以来王朝高层权力争夺斗争引发的政治动荡期。
也在大约同一时期（本包包自己的推断可能在晋国殇叔夺位后稍晚几年），周天子家几方势力的斗争也引发了影响更加深远的剧变——犬戎杀幽王之战。此战直接造成了周幽王本人的死亡，且彼时的太子伯盘很可能也随之死了，而一些周幽王派系的王朝中央的高官可能也一同死去或者先后变节（本包包觉得郑伯友死没死在骊山可不一定）。尽管周王朝剩下的高级贵族与中央官僚（本包包不排除畿内诸侯与近畿诸侯们的拥护或者默认）很快拥立已经噶了周王宫湦的一位弟弟余臣为新的周王。但是伙同缯国引来犬戎军队击杀周幽王并保住自家外孙宜臼的申国虽然无力收拾犬戎大举入侵关中的乱局，却也依旧不甘于就这么继续承认携王余臣的统治，而让自己家女儿与周幽王联姻留下的血脉宜臼这笔投资砸在自己手里，申侯一派遂在自身难以在中央获得更多支持的前提下，转而向地位更低但实力已然不容忽视的诸侯、附庸等地方力量进行了利益勾兑与串联。
可能正是在申侯为代表的这支前任周王外戚势力的协助下，流浪在外的晋侯世子仇成功组织起自己的小团体暗中回国并突袭杀死了晋殇叔，随后继位成为晋侯的仇即后世所说的晋文侯。周幽王宫湦治下的王朝恐怕还不比老爹晚年，在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轮番伺候下，这场政变又被默认了。
幽王2年，他与一心东行好摆脱王室这潭浑水的（周宣）王子多父联军攻伐郐国，顺利地灭掉了这个由贪婪又绿帽的国君统治的国家。（周宣）王子多父就在郑父之丘住了下来，并将这一带命名为郑，这位（周宣）王子多父很可能就是我们熟悉的“生死不明那就还没死”的郑桓公友。
随后周王室积蓄了两个世纪的矛盾与问题被“一通操作猛如虎”的周幽王宫湦成功引爆，王朝中央很快就陷入混乱与虚弱之中。继任天子们自顾不暇、丑态百出、权威暴跌，他们甚至要反过来利诱拉拢诸侯们站队自己来对付“伪王”，天下诸侯们身上的封印与枷锁随之逐渐松脱失效，属于新时代的黎明到来了。
而在整合晋国内部势力巩固侯位后的三十余年执政生涯中，晋侯仇不仅无视周天子的意愿与自己并无自主征伐权的事实大举扩张、开始了晋国在晋西南地区针对同姓或者异姓诸侯们的兼并活动（在“政治军事功能正常”的周王统治下，这种诸侯间尤其同姓诸侯间的自发战争甚至兼并活动显然是不会被允许认可且超乎时人想象力的），甚至在逐渐翦除周王余臣的各种军政屏卫势力，最后亲自出兵安排余臣变成周携王、直接出了殡。什么？你问为什么贵为天子的余臣不能像后来的郑伯寤生克段那样在晋人的僭越嘴脸暴露后一举击败晋侯？本包包表示:余臣一派连滞留在关中平原的犬戎诸部都收拾不动，指望他反杀？那可真是“我打宿傩”了……
随后晋国联合卫国、郑国与秦人等势力将宜臼推上周王之位，并最终合力裹挟着周王宜臼这一原申侯外戚派系势力的新代表完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平王东迁”。
事后，终于得偿所愿成为天子的周平王宜臼自然要报答晋文侯仇：
晋国因此在周王宜臼那里不仅获得褒扬与奖励，也大大提升了晋侯这一“同姓甸侯”在周王室的影响力，还给晋国从周王那里补齐了自主征伐的权利许可手续（当然了，本包包觉得即便顺序反过来，“晋人先出兵杀死携王促成平王东迁，再以自主征伐进行晋国的首轮大扩张”，也一样说得通）。晋文侯仇就这样靠着各施手段将晋国的边境推离曲沃盆地、一直推到了汾水流域，曲沃盆地里的老邻居倗国、霸国可能就这样被带走了，还有今本竹书纪年里特意点名的韩国就亡于平王14年。
所以本包包一直觉得后世评价晋侯仇当年的事迹为“夹辅平王”时，那个“夹”字大概落了个提手旁，“定天子”的“定”倒是意外地合适……
尽管左传的原创春秋以BC722隐公元年为起始刻意回避掉了这一段复杂而又尴尬的历史，但在后来的时间线上，晋文侯仇的事迹依旧被人反复提起作为例证。甚至在班固的后汉书里，晋文侯仇还混上了“辅政”的职务，只不过缺乏其他记载的交叉印证，而且它的同事蔡共侯是位执政两年就走的“体验派”，他俩联手“击破南蛮侵暴”的时间窗口可够赶的。
周平王25年，执政了35年的晋文侯仇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周平王26年丙申（晋昭侯元年），他的儿子晋昭侯分封他的弟弟成师去了曲沃。
唐-晋故事即将在后续的混乱中间期后被终结。
在周王九月乙亥日，晋姜说，我继承婆婆和晋国先君的遗志，不敢安逸荒怠，修养德行、发扬光烈，恭敬勤勉地辅佐君王，治理万民。晋侯派我运送千辆盐车，打通道路前往繁阳 换取铜料，用来铸造宝鼎，以安抚远近君子。晋姜以此祈求长寿，愿子孙万年受福。
某位周王十一月乙亥日，戎生说:“赞美我的祖父宪公，威武恭谨，开启明智之心，宏大其谋略，美赞穆天子英灵，受命建于这外土之地，治理蛮戎，抵御不臣服之方国。至于我的父亲昭伯，恭顺端庄，美德无差，辅佐晋侯，恭奉周王之命。如今我不敢废弃先人荣光，称扬其大福，敬派车队运载盐卤，前往繁汤，取来上好铜料，铸成宝贵的协和编钟。戎生万年无疆，长寿善终，保佑子孙永远宝用。”
史记
左传
国语
今本竹书纪年
古本竹书纪年
清华简
尚书
晋叔家父盘、晋姜鼎、戎生编钟等国宝的铭文
晋国第一时期（叔虞就封后建立的唐-晋）故事迎来终结，曲沃代翼（第一中间期）的大戏敬请期待~
这位是馋包包一世大王，一只把信口胡诌些旧时故事当成是讲历史的垂耳兔几。 @知乎直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