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中国首位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设计的杭州国家版本馆在建筑圈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捧者有之，骂者也不少。
这次的国家版本馆一共四个，分别在北京、西安、广州、杭州，西安馆和广州馆的设计师是张锦秋和何镜堂，都是院士，北京馆则遮遮掩掩，没查到是谁做的设计，我猜应该是某个大院里的大师作品（这两天消息有了，是庄惟敏院士的作品）。
相比张锦秋和何镜堂的设计，其实王澍的作品要收敛得多，骂者多是针对其说明文字中“碰瓷”《营造法式》，和主题“宋韵”的牵强态度。
我分析骂者的心态，可能是：
虽然王澍的建筑效法传统，执着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中的表达，但本质上还是个以现代主义为基础的建筑师，并向来以“非主流”的姿态存在于建筑市场中。
所以这次如此高调的投身国字头项目，与一众院士同场竞技，并做出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建筑，难免有好事者猜测：这个项目是不是王澍参评工程院院士的投名状？
虽然顶着中国首位普利兹克奖得主的头衔，但是明白人都知道，在国内市场，得主远没有院士的头衔好用。
anyway，回到标题，这次的四个国家版本馆的设计，在我看来，都是“中华现代帝国式建筑”的优秀代表（杭州馆存在争议）。
“中华现代帝国式建筑”这个词并不是我的原创，来自公众号【马格斯韦伯】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中国国学中心：中华现代帝国式建筑的崛起】，作者宋敖。
什么是“中华现代帝国式建筑”？宋敖认为其核心是一种“单向度的建筑”（哲学家马尔库塞曾提出“单向度的人”的概念，描绘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即没有思考和反思能力，没有互动感、主动性、创造性的扁平化的人。）
本文讨论的中华现代帝国式建筑源起于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并在这些年迅速发展，从单体建筑拓展到建筑群体，并成为一种当代中国建筑学范式。
如果分析近些年的中华现代帝国式建筑，我们能从中得到一些基本的形式逻辑。
此处的大屋顶并不局限于传统的中式屋顶，而是指一类带有强烈压迫感，使人必须抬头仰视的屋顶形式。某些建筑中，屋顶的形式被无限放大，似乎也在暗合唐代建筑宽大的出檐。
这类形式一般见于各种建筑群体，形式来自传统佛教寺院的布局。当代建筑从中取用中轴线、常见寺庙的天王殿两侧的钟鼓楼等元素。
在本文列举的中华现代帝国式建筑中，其布局形式基本沿袭宫殿或寺庙，强调中轴对称，以烘托主体建筑的地位。
此类建筑中对佛塔形式的借鉴主要见于西北地区，以张锦秋院士的建筑作品为主。
以上是我对“中华现代帝国式建筑”的粗浅理解，如果要拷问形式来源，显然与梁思成构建的以佛光寺为起点的中国建筑史和现存的明清故宫的空间格局密不可分。
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在与大卫·希艾莱特（David Gianotten）联合署名的文章《中国特色》一文中说：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贝聿铭传》中的一些细节。
1978 年，已经成名的贝聿铭受邀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中国刚刚确立要在 2000 年基本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现代化的目标，重新启动了现代化的进程。中央政府和北京市的官员希望他在故宫附近设计一幢二三十层的现代化高层旅馆，为中国建筑树立一个现代化的样板，同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追求现代化的标志。这个想法在今天看来显得十分荒唐，在当时却反映出整个中国社会对西方文明所代表的现代化的急切向往。
贝聿铭回绝了这个建议。他希望做一个既不是照搬美国的现代摩天楼风格，也不是完全模仿中国古代建筑形式的新建筑。最后，贝聿铭选择了在北京郊外的香山设计一个低层的旅游宾馆。 1980 年，贝聿铭在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时这样说：
以上所列举的案例基本来自近十年，不知道以后的建筑史会如何书写这一段。按目前的结果看，贝老显然失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