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孔子强调儿子不能轻易地将自己的父亲诉诸法律的判决。通常认为，孔子是单纯从父子情感上进行考虑，而没有考虑理性乃至法律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更深一层来看，就会发现孔子的这一选择不仅是情感的需求，更是理性的需要。儿子如果因为父亲犯过的一个小错就轻易地将其告诸法庭，就可能会破坏父亲一直以来的名声和今后可能的良好生活，而这显然也并不是法律设立的初衷。法律的功能在于通过制止可能的恶行来教导民众正确地行动，引导民众趋善避恶。虽然父亲可能犯了一个小错，但却由于儿子的告发而导致无法自己改正错误，进而破坏了整体的伦理生活。这显然是孔子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虽然犯小错的人总需要得到纠正，但这种纠正不应该由外力或法律来施加。儿子应当通过劝说使父亲了解到自己的错误，并及时纠正这一错误。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谏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这就是说，当父母犯了过错时，儿子就要去规劝，如果父母不听规劝，就要反复去劝说而不要有怨言。因此，儿子在父母犯错时并不是要替代父母受过，而是要反复劝说父母，使之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才能最终自觉纠正自己的错误。代父母受过恐怕并不是孔子在这句话里所要表达的意思。
“亲亲相隐”的处理方式只是针对小的过错（如“攘羊”）而言的，而对于严重的犯罪行为（比如杀人等）则未必适用。这些大的犯罪行为与小过错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们显然超越了能够自我纠正的范围，而牵涉到了更多人的生命和利益。对于爱己及人的儒家来说，这样一种行为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即便是自己的父亲犯了这样的过错，也不能加以包庇，否则就会破坏儒家一贯的伦理原则。如果儿子包庇了父亲的罪行，那对被害人及其家庭就是不公正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可以暂时隐瞒这种罪行，但犯过的错终究无法挽回，对他人的伤害和对社会正义原则的破坏也是永久性的。而从情感上来说，虽然儿子可以不去告发父亲而维护暂时的父子之情，但父子之间的感情未必不会因为这件事而遭到破坏，儿子也将永远生活在情感与道义的心理纠结之中。因此，“亲亲相隐”是有一定限度的，它的前提是能够自我纠正而不会影响社会正义原则的小过错或小过失。如果是影响他人和社会正义原则的大过错甚至犯罪，则无论从理性还是从情感的角度上说，儿子都不能“为父隐”。
可以看到，孔子对此事的判断标准在于，情义必须兼备。只有在社会公平正义和个体情感需求同时得到满足时，才能够“亲亲相隐”，否则，要么会使社会公平正义遭到破坏，要么会使个体情感和伦理生活遭受打击。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孔子在处理“亲亲相隐”的问题上是针对每一种具体境况而言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固定的答案。因而，我们切不可片面地认为，孔子在“亲亲相隐”这一问题上总是偏袒自己的亲人或只重视情感的需求，而忽视了社会正义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