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北岛一度被认为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实他的散文成就同样高不可攀。主要是本人真的没办法鉴赏诗词歌赋这类文学作品，又被邀请回答关于大诗人北岛的问题，顿觉惶恐不安。好在北岛的散文曾经读过几篇，非常喜欢，抄在下面，不知道算不算答非所问。
《青灯》里有一篇叫《远行》——献给蔡其矫先生逝世，讲他在香港曾经要来了蔡其矫的电话号码。北岛在海外那么多年，现在难得到了香港，打电话过去，给二十年不见的朋友。
后面这句话，“什么事儿都得有最后一次，否则人生更轻更贱。”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长生不老的话，那么他生命中的任何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而前面一句，“满天星斗连成一片，璀璨迷离。”正是一个诗人的写法，把两个句子看起来不是直接相关，并置在一起的时候，却就能够产生特别的效果。
《午夜之门》里，有一篇文章《巴黎故事》，是几个短的散文聚集起来的一篇长一点的文章。他说，
这里用“褶皱”和“虱子”把城市写成如同身体一样的有机生命体，手法高超。
还有一篇讲盖瑞·施耐德，Gary Snyder，一个美国诗人，受佛教文化影响非常深，现在年纪很大了，曾经是“垮掉的那一代”里面的一个重要人物，如今在美国的大学教书，做环保运动，推动佛学，同时还在进行文学创作。北岛就说到，他有一年去他们家，看到他的太太病情重了，要到华盛顿做第二次手术。他说，
为什么是四万年？没有解释，也不需要解释。一个承诺，你觉得这个承诺很珍重，但是你又知道它不容易实现，那怎么办？把这个承诺藏起来，同时还说它已经存在四万年，就有了一种地老天荒的感觉。就跟他写盖瑞·施耐德脸上的皱纹，那种像古墓一般的沉稳，整个气息就贯通起来了。
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学除了诗就是散文，过去用文言文写，今天用白话文。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间一定会出现一些不协调或者奇怪的地方。曾经有林语堂、吴鲁芹这样的一些作者，能够非常好的把现代跟古典嫁接起来，又或者像周作人这样的集大成者。到了现在，我们该怎么样把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呢？
关于这一点，其实北岛他自己也非常清楚，在他牛津版的三册散文集里的序言写到，
本来是说这件事你越清楚就越不容易做，他把这个问题反而看成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在这个机会底下，每个写散文的人都可以实现出不同的路线。有的人就会很注重文辞上的雕琢，比如今天很多评论者或者一般读者，就很在意一个文章的文采好不好，但是什么叫文采好不好呢？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有歧异的。比如说像陈丹青的写法文采也是很好，余秋雨的写法也是文采很好。可见文采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往往有时候我们注意到的是辞藻上的铺陈够不够。但是无论是吴鲁芹，或者是现在的北岛，他们写散文却不是那么注重一些词汇上很雕琢的写法，而是处处非常用心的去结构整个句子跟文字的位置。吴鲁芹是比较古典一些的写法，北岛就用了很多诗意的想像和比喻。但是我觉得北岛最特别的一点是他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沧桑感，乃至于在沧桑的经历之中产生了一种冷冷的，有时候甚至是严酷地对现实的关照。
当然这不是说他不幽默。比如他说，曾经在捷克的布拉格开一个文学会议，当时那个会议的主题是大陆曾经有过的《今天》这本流亡的地下文学杂志，跟捷克以前的文学杂志《手枪评论》，两帮人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大家当年的处境。北岛说，
可是，北岛在写这类文字的时候，虽然你觉得好笑，但是这种幽默并不是他的文章的主体，也不占主要部分，而是被结构在一些其他的东西里面，其他的东西就是对世界的一种关照，有点严酷，又有点冷漠的东西。比如，他也在讲巴黎故事，提到在巴黎碰到一个80年代在大陆的年轻学者，跟他聊天，跟他喝酒，跟他吃饭，跟他玩。他说，
海外生活说起来会让人黯然，这就是北岛过去20多年的海外生活的某种总结。这些散文都是在那时写下来的，他有一篇文章叫《搬家记》，里面说短短六年搬到过七个国家，甚至就要快搬出国家之外，到处漂泊。有时候会教着教着书被人赶跑了，有时候是去开会，或去为了某个作家计划，总之是四海漂离。在这样的状态底下，他见过很多的人，他认识了很多朋友，有些深交，有些是很浅的认识，有时候去到战地，去到巴勒斯坦，有时候在学术会议上面，看到很多的世态炎凉。更重要的就是所谓回不了故国，这种漂泊对他意义在什么地方呢？他会更注意到一些在海外的人，那些游离的人，或者海外的中国人，他们的一些特别的地方，格外让人感慨。
有一篇叫《赌博记》的文章，收在《蓝房子》，他说，
ps.下面这些诗我都喜欢。
以及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