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关于卡冈诺维奇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个出生在基辅省卡班纳村、能讲流利乌克兰语的犹太人同时在正反两方面与当代乌克兰民族主义、乌克兰国家建构存在密切联系——
一方面，俄语与乌克兰语之间的冲突长期是乌克兰独立以来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问题。而卡冈诺维奇从担任乌共第一书记的第一天起就致力于“乌克兰化的伟大进程”，要求在乌共党内全面使用乌克兰语作为工作语言并带头用乌克兰语作报告（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乌共另一重要领导人、卡冈诺维奇的主要政治对手之一彼得罗夫斯基出生在哈尔科夫农村，此人俄语流利，乌克兰语水平却相当糟糕，甚至长期在档案中将自己归为俄罗斯族人）。乌克兰干部在乌共中的占比、乌克兰语学校和乌克兰语报刊的数量在卡冈诺维奇任内显著上升，他也因此持续遭到以彼得罗夫斯基和丘巴尔为代表的东乌克兰出身、只会讲俄语乃至自我认同为俄罗斯人的领导人的猛烈攻击（他们认为乌克兰化政策将使乌共丧失作为乌克兰最重要无产阶级力量的顿巴斯工人的支持），甚至托季联合反对派也将强硬的乌克兰化攻击为“彼得留拉主义”和“反动实验”（卡冈诺维奇则反过来抨击托季联合反对派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毫不夸张地说，1991年以来的六位乌克兰总统没有一个如卡冈诺维奇这般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顶着如此巨大的压力将乌克兰化推进至前所未有的水平。卡冈诺维奇强硬的乌克兰化政策，成功争取了大批乌克兰干部站在斯大林一边，成为其击垮托季联合反对派的重要助力。
另一方面，卡冈诺维奇又对作为当代乌克兰民族主义最主要历史记忆的全苏范围饥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他在领导乌共期间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鼓励私营农业发展、致力于削减工业品价格和降低农民税（加米涅夫和克鲁普斯卡娅因此指控其“亲库拉克”倾向）；但在1927年粮食收购危机后，伴随着斯大林取得对联合反对派的胜利且与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右派的关系急转直下，卡冈诺维奇和斯大林一样转变了立场，开始鼓吹集体化并主张发动针对库拉克的阶级斗争。在面向被派往农村推行集体化的党员积极分子和工作人员的讲话中，卡冈诺维奇言辞激烈地声称：“要么我们把库拉格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要么库拉克发展为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并清算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斯大林农村和粮食政策最坚定的执行者和辩护人，卡冈诺维奇拒绝在集体化和粮食收购问题上放松，将执行中出现的弊病归咎于地方领导人在政治上的软弱以及混入集体农庄的库拉克分子的破坏，禁止各个集体农庄在粮食征购任务完成前进行粮食贸易，并在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设立政治部以保障粮食征购的完成。斯大林起草的关于盗窃国家财产的法律也得到了卡冈诺维奇的强力辩护。对于这个“斯大林政策最响亮的捍卫者”，传记作家E. A. Rees对卡冈诺维奇在集体化前后的活动做出了如下评述：
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确立乌克兰族和乌克兰语主体地位（并借此排挤俄罗斯族和俄语）以及关于饥荒的历史记忆是今日以反俄反苏反共为基础的乌克兰民族主义不可或缺的两大组成部分。然而历史上这两件事情的推动者其实是同一个人，而且是个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极其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与库马涅夫谈及三十年代饥荒和肃反扩大化时，卡冈诺维奇仍然坚决为斯大林辩护：
（考虑到以上这段对话发生于1991年6月5日，卡冈诺维奇对斯大林时代、尤其是三十年代的维护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了）
供奉着扎波罗热哥萨克、彼得留拉和班德拉的乌克兰民族主义万神殿中当然不可能有卡冈诺维奇的位置，极度反共的前克格勃中校和皇俄分子也不会对卡冈诺维奇有多少正面评价。斯大林主义者，乌克兰犹太人，乌克兰化的推行者，大饥荒的责任人——这些标签同时存在于卡冈诺维奇身上，他强势地参与了俄乌两国历史记忆的形成，可他本人却是任何一种东斯拉夫民族主义叙事都难以完全容纳的异质性存在。或许我们可以说，卡冈诺维奇自己就是一部东斯拉夫历史，而第聂伯河以东时至今日依然活在卡冈诺维奇（以及他终其一生都忠诚不渝的斯大林）的阴影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