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张居正，熟悉历史的朋友一定不陌生。他是明神宗早年的首辅大臣，锐意改革，推行了一条鞭法，硬生生将一个千疮百孔的大明从内忧外患不断的困窘状况中拖了出来，亲手开启了万历中兴的时代。然而关于他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息过，有人说他贪赃枉法、肆意妄为、任人唯亲；也有人说他锐意进取、苦心孤诣、宵衣旰食。但无论怎样，在他死后，大明都再没有如他一般的人了。
那么张居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这些充满矛盾的评价背后，历史的真相又究竟是怎样的呢？ 纵观张居正的一生，一个词成为了他人生的主旋律，那就是：“矛盾”。他的许多行为看上去相互冲突，然而他却能在这些冲突间找到一条脆弱的平衡之道，最终站到了权力的制高点上，以自己的意志扭转了大明的国运
张居正这个人，可以说是少年得志的典范。他家世极其普通，爷爷只是荆州辽王府里的一个小护卫。可张居正本人却是天资聪颖，卓尔不凡，很小的时候就有神童的美誉，十二岁中了秀才、十六岁中举——这还是主考官担心他少年得志，刻意打压过的结果，所以用今天的话说，张居正那是妥妥的“别人家的孩子”。
然而作为别人家的孩子，他同时也承担了不应有的嫉恨，然而别人的嫉恨还好办，可有一个人的嫉恨，却给他带来了致命的伤害。这个人就是当时的辽王，朱宪㸅。朱宪㸅跟张居正同岁，天资聪颖，然而性情却比较顽劣，结果当时辽王的母亲毛太妃就琢磨了，能不能用张居正刺激一下自己儿子？毕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嘛！
结果这一刺激就刺激出了事，辽王对张居正是怀恨在心，张居正中举之后，辽王借口给张居正庆祝，把他的祖父张镇拉到府里灌了一肚子酒，竟然把张镇给灌死了！
这是张居正第一次意识到，这世界上有些力量是自己所无法抗衡的，但却不是他最后一次因为木秀于林而引来别人的恶意，从此以后，他开始习惯将一切都藏在自己心里，用表面的顺从去掩饰自己内心的绸缪。而这，无疑也是他“阳奉而阴违”的矛盾作风的起点。
张居正入朝的时候，严嵩刚刚斗倒了前任首辅大臣，独揽大权。而在他大权独揽的二十年里，严嵩父子贪赃枉法，无恶不作。当时严嵩的副手，次辅徐阶，则始终隐忍，最终花了数年的时间离间了嘉靖跟严嵩之间的关系，为此他甚至买通了嘉靖特别信任的道士，用预言的方式来诋毁严嵩在嘉靖皇帝心中的形象。然后他将严嵩父子这些年贪赃枉法的事实一桩桩的摆在了嘉靖皇帝的面前，最终斗倒了严嵩，登上了首辅的宝座。
那么张居正在严嵩大权独揽的二十年里，都做了些什么呢？答案相当令人扫兴，这一时期的张居正可以用“尸位素餐”四个字来形容，他不是在休病假，就是在做一些肉麻的文章来给严嵩跟嘉靖皇帝捧臭脚。比如说在严嵩七十大寿的时候，他写诗说严嵩 “所希垂不朽，勋业在凌烟”，还在文章中大肆吹捧把国家治理的一塌糊涂的嘉靖皇帝“治功超乎前古、仁泽遍于寰区”。然而张居正虽然表面上对严嵩吹吹捧捧，背地里却早就跟徐阶站到了一起，成为了徐阶最得力的智囊，正是在张居正的谋划下，徐阶才最终扳倒了严嵩。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不过就是两面三刀。不过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张居正本身有着远超一般人的能力，他才能够以一介普通翰林的身份入得徐阶的法眼。更难得的则是张居正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竟然能够在严嵩当权的时代不忘初心，既没有与严嵩一党同流合污，更没有恃才傲物，直接跟严嵩这些人发生冲突，而是暗地里等待时机，作为徐阶的智囊一举击败严嵩。这充分的说明，在张居正“阳奉而阴违”的矛盾手段背后，其实是他远远超出其年龄的政治智慧。
在徐阶的关照下，张居正是平步青云，在嘉靖皇帝驾崩后很快就升任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如果做个不恰当的比喻，这种升迁速度相当于一个人在六年的时间里，由中央党校的教授升任为中组部副部长。而在裕王继位后，他在徐阶的大力提携下顺利的进入了内阁，成为了大明权力核心的成员之一。
然而正是徐阶对张居正的特殊青睐，为徐阶带来了可怕的政治敌人。在嘉靖皇帝驾崩的时候，徐阶拉着当时仅为翰林学士的张居正两人一起商量了嘉靖皇帝驾崩以后的应对策略。而这个策略的具体体现，就是《嘉靖遗诏》。
嘉靖一朝号称是“家家皆净无余财”，内忧外患不断，可以说整个大明的局势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比较危急了。因此徐阶跟张居正商议之后决定，在遗诏里对嘉靖皇帝以前的行为做个悔过，把以前因为进谏被处分的官员都官复原职，并对继位裕王的裕王进行诫勉。这个遗诏当然得到了文物百官的热烈欢迎，然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明朝的遗诏一般都是内阁成员集体智慧的结晶，而这份遗诏是徐阶跟张居正俩人私下拟出来的！这相当于直接将这些人排斥在了徐阶的核心政治势力之外，因此内阁的诸位对此是相当的不满。而其中最为不满的一个人，叫高拱。
高拱在嘉靖四十五年的三月，也就是嘉靖皇帝驾崩前九个月在徐阶的推荐下进入了内阁。但高拱与其他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是裕王的讲官，跟裕王的关系十分密切，平时恃才傲物，向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而徐阶自认是扳倒严嵩的大功臣，你高拱又是由我推荐入阁的，你跟别人恃才傲物，在我这怎么敢盛气凌人？因此俩人在嘉靖皇帝驾崩前就开始了明争暗斗，而裕王登基后，高拱的话语权一下子大了不少，他毫不犹豫的就向徐阶开了炮，表示徐阶私拟遗诏，罪大恶极，必须严惩！
高拱的攻击毫无悬念的被徐阶化解掉了，徐阶挟着扳倒严嵩与草拟遗诏的威风，果断的发动了朝中的文武群臣向高拱发起了反击。高拱在如潮水般涌来的弹劾声中不得不黯然请辞，那么张居正此时在做什么呢？
他还是什么也没做。作为内阁中资历最浅、话语权最少的一个人，他主动的承担了内阁中的繁重政务工作，并以此为借口在徐阶与高拱的斗争中巧妙的保持了中立。于是诡异的一幕出现了，作为徐阶的绝对嫡系，他不仅没有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得罪高拱，相反，作为曾经与高拱一同辅佐过裕王的藩邸旧臣，他还获得了高拱不少的好感。
徐阶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太久，登基后的裕王——也就是隆庆皇帝明穆宗是一个贪财好色、胸无大志的皇帝。由于他的父亲嘉靖皇帝长期求神拜佛，因此有很多奇怪的禁忌，其中之一就是“二龙不能相见”——嘉靖皇帝相信自己跟儿子见面之后必然发生不详之事。因此隆庆皇帝很少能感受到父爱的温暖，平时待遇自然也谈不上多好，而高拱这些在他做王爷时与其患难与共的人则在他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因此高拱虽然回了家，但隆庆皇帝跟他身边的人还经常念叨着他。相反，徐阶则因为频繁的劝谏而遭到了他的敌视，加上徐阶当年为了跟严嵩争宠，也没少跟着嘉靖皇帝求神拜佛做一些荒唐事，因此很快就因为历史问题遭到了御史们的攻击，被迫辞职了。
经过了这次政治斗争之后，内阁中只剩下了三位大臣，分别是首辅李春芳、次辅陈以勤，以及我们的主角，张居正。而李春芳与陈以勤一个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唯唯诺诺的老好人，另一个则是个朴实无华的厚道人，因此张居正作为大明政府中实打实的三把手，手中的权力瞬间又扩张了一圈。
不过隆庆皇帝却不太放心这个内阁，他很快就将自己的另一名老师、吏部尚书赵贞吉安排到了内阁之中。赵贞吉这个人虽然有才，但情商却特别低。尤其是在内阁的四个人里，他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入阁却最晚。这让他十分不满，而张居正作为内阁中第三顺位的成员，则直接成为了赵贞吉的发泄对象，赵贞吉甚至轻蔑的将已经四十多岁的张居正称为“少年”。而张居正的应对策略则是召回自己老师徐阶的死对头，高拱。
张居正的这个举动看似在情理之外，实则在意料之中。高拱本来就是隆庆皇帝的眼前红人，虽然在徐阶的攻击下他不得不暂时辞职，但隆庆皇帝并没有忘记他，因此将高拱召回，能最大限度的讨好隆庆皇帝。而高拱欠下自己这样一个天大的人情，日后自然不会忘了自己的好处，同时又能用高拱来钳制赵贞吉，可谓是一举三得。
高拱还朝之后，不出意料的与赵贞吉形成了水火之势。张居正又一次接下了大家都不愿意做的繁重政务，在高拱与赵贞吉的政治斗争中超然世外。而高拱则将张居正视为自己的刎颈之交，全力的向张居正之外的人展开了攻势，到了隆庆五年时，内阁中就只剩下了高拱与张居正两个人，张居正离大明朝的最高权力只差一步了。
张居正很快就迈出了这一步，隆庆六年，刚做了六年皇帝的明穆宗由于长期纵欲享乐而驾崩了。年仅10岁的太子朱翊钧，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万历皇帝继了位，太后李氏临朝摄政，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则掌握了宫中的大权。而高拱与冯保素来不合，在穆宗还活着得时候曾经几次阻止冯保上位，因此两人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而张居正则私下与冯保结为盟友，在张居正的暗示下，冯保很快就抓住了高拱在穆宗皇帝驾崩时由于慌乱而说出的“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这句话，并将这句话演绎成了“十岁的孩子，怎么做人主”，称高拱有不臣之心。这一下子吓坏了陈太后跟万历小皇帝，于是在万历皇帝继位的第六天，太后与皇帝就联合下旨将高拱贬为平民，驱逐出京了。由此，张居正真正地登上了大明朝权力的巅峰。
张居正掌权之后与冯保跟李太后形成了利益一致的政治铁三角，而张居正作为首辅大臣，掌握着最大的权力。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已经千疮百孔，甚至是日薄西山的大明进行改革。而改革最紧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整顿已经彻底垮掉的官僚体系。
张居正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考成法》——考，就是考核；成，就是成效，所谓的考成法，就是专门考核官员办事成效的方法。考成法规定，每个部门都必须编制三本册子，一本留在自己衙门里记录日常公务，然后剔除掉无需考察的例行公事，再造两本一样的册子分别送到对应的监察机构跟内阁里，而监察机构则根据你的工作进度来进行考核，完成一件就注销一件；而内阁则可以根据第三本册子随时考察真实的工作进度。这相当于通过第三方监督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原始的办公系统，于是一下子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个办法自万历元年十一月正式施行，到了万历九年，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名大小官员因为办事不力而被裁撤——这个数字接近当时大明官吏总数的三分之一，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这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冷血的向整个官僚队伍开刀。
然而张居正对这些官员的要求不仅仅停留在高效率上，他还不断的提高对这些官员的考核标准。咱们以征收税赋这事为例，嘉靖年间的考核标准是50%；而万历四年张居正定的标准则是惊人的110%——多出来的那部分，是官员应该追缴的历年欠税。其手段之铁血，简直匪夷所思。
整顿吏治之后，就是严明刑法、削减特权、重整朝纲等一系列动作。张居正的法家思想在这次改革中显露无遗，他决心用铁一般的手段来重新整顿大明的秩序，甚至说出了“杀以止杀，刑期无刑”的可怕言论。而对于大明境内的那些不安定因素——比如说农民起义、百姓抗税等等，他镇压起来更是铁血无情，毫不手软，他甚至向平叛的下属下达过“见贼即杀，勿复问其向背”的指示，就是说你见到造反的就弄死，不接受投降！因此在这种铁血手段的作用下，大明的颓势很快就被遏制住了。而张居正也终于成为了朝中说一不二的实际操盘者，大明这艘巨轮已经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迹上来，而下一步张居正要做的，就是重新为这艘巨轮添加燃料。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按照朝廷的规定，父母去世，官员必须“丁忧”，也就是回家守孝二十七个月。张居正本来是打算回去丁忧守孝的，然而还没等他做出最终决定，翰林院跟内阁的僚属们竟然就穿着红袍跑到内阁来了——他们当然不是来恭喜张居正死了父亲的，而是依照惯例来给张居正的副手吕调阳道贺来的。
这一下子就引起了张居正的警惕：我人还没走你们这茶就凉了，我要是真走了还回得来么？因此张居正果断联系冯保，让皇帝下旨夺情，把自己留住，继续在朝任职。而这理所当然的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对派与张居正的党羽弟子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就在双方争论的关键时刻，忽然有一颗彗星起于西南，而张居正的老家恰恰就在京城的西南方向！一时间反对派声势大振，议论汹汹。而张居正也只得让万历皇帝施展出最后的招数，那就是廷杖！
明代后期的廷杖一下，非死即残，因此大家纷纷上门求情。然而张居正作为大明的堂堂首辅，此时却展现了令人惊讶的无赖习气——他噗通一声跪倒在上门求情的人面前，伸长脖子，表示你们这么咄咄逼人，干脆拿刀砍死我算了吧！
这种流氓做派镇住了所有人，大家万万没想到，平时铁血无情、才华横溢的张居正竟然耍起了臭无赖。因此最终廷杖还是打了下去，挨打的几个人被贬为平民或是发配充军，他们大腿上被打烂腐肉多的有十几块——其中一个叫赵用贤的胖子，大腿上一块巴掌大小的肉全被打烂了，他老婆后来索性让医生把这块腐肉割下来之后风干作为传家之物留给子孙，以永远作为教训。
在这种铁血而无赖的手段之下，终于没有人敢再要求张居正丁忧回家了。而张居正的改革终于进行到了最核心的部分，他要向大明这艘巨轮重新注入燃料，彻底改革大明的财政体系。财政改革的重中之重则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一条鞭”。
明朝的税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比如说朱元璋那会儿，一个农民光田赋就要交14种，有的要求交粮食、有的要求交金银绸缎，反正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不过这还不算完，还有各种力差、兵壮、银差、驿传之类的差役要服，而且是种类越来越多，开销越来越大，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而大小官员在这个过程里上下其手中饱私囊的行为自然也是越来越溜。而许多税赋又是按照户口来进行征收的，这就带来了一个很糟糕的后果：农民一旦收成不好就只能卖地，卖了地之后就越来越负担不起税赋，最后只好一跑了之去坐流民，直接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而有功名的人跟宗室呢，又可以免去许多税赋，因此土地兼并是越来越厉害，政府的财政收入却越来越少。因此针对这个问题，张居正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简单的说就是将这些乱七八糟的税赋与徭役合而为一，然后按照土地面积来征收白银。由于这个办法把复杂的赋役项目合编成了一条，所以就叫做“一条鞭法”。
那么既然要按照土地面积来征收白银，自然就得清丈土地——这对那些买地破产的农民当然是有利的，而对那些兼并了大量土地的地主来说却不是一个好消息。更要命的是当年大家为了少交税，多少都有点藏地瞒报的事儿，所以张居正一下子得罪了一大票的人，朝廷里的反对声不绝于耳。
不过早已大权在握的张居正并不会被这点反对的声音吓倒，他毅然而然的将这个政策推行了下去，为了保证一条鞭法的顺利施行，他把自己的心腹直接排到了改革阻力最大的地方，因此也落下了一个任人唯亲的名声。不过事实证明，“一条鞭”法成为了大明王朝的一针强心剂：万历六年,明朝财政收入3509800余两白银，支出3808400余两白银，共计亏空328600余两白银。而到了万历十二年十二月，户部尚书表示国库里结余的白银可供两年正常开销、太仓里的粮食也够用七年。而在他的铁血手段支持下，内部的叛乱与各种外患也被逐一解决，张居正在朝中的声望愈发高涨，眼下的大明在他的治理下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政府机构运转高效、中央财政收入充足、内忧外患被逐一解决。因此大家也习惯将这个时期称为“万历中兴”。
好了，以上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二个重点内容：张居正是如何凭借着“铁血而无赖”的矛盾手段，实现了“万历中兴”得。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张居正登上首辅之位后，运用铁血手段进行了吏治改革与司法改革，对大明的不安定因素进行了无情的镇压。而当自己父亲去世时，他又施展无赖手段，强行留在了朝中，从而推动了整个改革中最重要的财政改革，最终实现了“万历中兴”。
晚明的风气之奢靡是历代所少有的，许多笔记小说里都有这样的记载：某人家无余财，却要到当铺里搜集别人典当的二手华服翻新后充门面。而官宦商贾则更加夸张，举债摆谱，用金银马桶的行为屡见不鲜。
不过在一条鞭法施行以前，这种奢靡的风气还仅限于上层社会。底层人民大多比较简朴、甚至还会刻意装穷。原因很简单，咱们说过一条鞭法施行以前，明朝的各种田赋杂役是很多的。而这其中最要命的一个制度就是“粮长”制，也就是由地方大户来担任粮长，催征田赋甚至押运进京。那么假如催征不上，粮长当然就得自掏腰包补齐赋税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唯恐露富，一个个都节衣缩食锱铢必较，只有那些免征徭役的勋贵与士大夫才敢大搞奢靡之风。而一条鞭法施行之后，不仅田赋杂役都折成银子了，更要紧的是这征收的环节也由政府直接完成了，大家自然没了后顾之忧，因此上层社会的奢靡风气终于也传递到了整个社会上。
不过这种风气仅仅促进了奢侈品消费的增长，却没能促进正常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更要命的是，由于奢侈品消费的获利远高于农耕，导致大量的劳动力脱离实际生产，进入到奢侈品与服务行业中。而为了维持奢靡的作风，官僚勋贵及富户则加紧了对底层民众的压榨，官场风气也一再败坏，因此在万历中兴繁花似锦的表象背后，一颗定时炸弹也已经被悄然埋下。
张居正本人自然也没能跳出这个圈子，他对享乐主义情有独钟，当上首辅之后更是变本加厉。万历六年丁忧夺情这事解决之后，他曾返乡为父亲送葬，这次返乡乘坐的交通工具是一个前无古人的32抬大轿——轿子里面有起居室、卧室跟回廊，甚至还有两个小书童。至于什么独揽大权、替儿子徇私舞弊猎取功名这些事更是稀松平常，甚至连他的家奴游七都因为能讨得张居正的欢心而势比公卿，被朝中文武大臣以“贤弟”相称。
然而在这种滔天的权势与惊人的享乐作风之外，张居正本人却是意外的节制。他不仅多次拒绝下属的各种贿赂与馈赠，更是多次出手阻止自己的家人公器私用。比如说张居正在改革中整顿了大明的驿站制度，要求必须按照规定使用驿站。结果万历八年他弟弟张居谦去世，家里人要将灵柩运回原籍，保定驯服张卤特地批了一张用驿勘合。张居正得知此事后竟然派人将勘合缴回，还训诫了张卤一顿。
这种热衷享乐却又廉洁自律的矛盾风格看似无法理解，其实却是张居正法家思想与权力欲的体现。他相信规则，不仅热衷于用规则去约束别人，更习惯用规则去约束自己。然而在规则之外，他却可以肆无忌惮的品尝权势的味道，纵情享乐。直到死前的最后一刻，他都不肯放松自己手中的权力，甚至要人把各种奏疏送到病床上来让他过目。
终于，万历十年六月十二日，张居正的人生走到了尽头。然而他死前对权势的贪恋使得他没能及时的培养出自己的政治接班人，因此原本内阁中尸位素餐、像张居正秘书多过像内阁大臣的几个人迅速的开始了对张居正的清算，而清算的首要对象，就是宫中的张居正死党：冯保。他们迅速罗列了冯保的十二大罪状，表示他篡夺皇权、作威作福、贪赃枉法、勾结朝中大臣，真是十恶不赦，必须严惩！结果万历皇帝收拾了冯保之后，赫然发现从冯保家中抄出了金银百万！珍宝无数！这下子早已被奢靡之风所传染的万历皇帝一下子就眼红了起来，而朝中风向也迅速的转向了已死的张居正，大家纷纷表示听说他家里“金宝万计，尽入张府”、光银火盆就有几百个，没事就拿出几万两黄金几十万两白银与宫中太监结交。而万历皇帝则对这位多次多次劝诫自己要节俭行事的张居正，实际上过着帝王般奢侈生活的老师由爱转恨，最终下旨抄了张居正的家。
抄家的结果是令人惊讶的，这个权倾朝野十余年的首辅大臣的全部家产竟然只有黄金万两、白银十万两——这当然是很大的数目，然而与外界所谣传的张家积财百万相比，又算不了什么了。而抄家的官员为了逼张家人拿出莫须有的百万白银，不惜将张家人锁在自家宅院里，对其断水断粮，以至于最后开门时，张家已经有数十人饿死，尸体甚至都化作了野狗口中之食。
而张居正身后的政治势力自然也迎来了全面清算，万历中兴时留下的各种改革措施也被一一废止。然而没有了张居正制约的万历皇帝却走上了穷奢极欲的道路，他一次又一次的把手伸进了自己的国库，到了万历中期，皇帝每年挥霍的银子已经达到了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二。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万历皇帝甚至在后期派出了太监到各地以“矿税”之名来聚敛财物。在这种情况下，大明逐渐从短暂的万历中兴中又一次衰落下来，整个国家开始加速向着死亡的深渊坠落。而张居正死前可能没有想到，自己悉心栽培的小皇帝终究被欲望所吞噬，变成了大明王朝的掘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