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就是那种有能力的干臣，圆滑、心机、善于审时度势并且第一时间自保。
唐代中叶开始，文官系统开始分野成了文儒派和吏能派，后者主要以新进职业官僚为主，注重实际的吏干工作。姚崇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但到了宰相这个位置，不管是文儒还是吏能，以往的文章之才、吏干之才只是晋升之阶，站在执政者的立场处理政务的能力是最重要的。
而姚崇已经证明了自己具有宰相之才，他解决了武周、中宗时代以来唐廷政务中的许多顽疾，让一个几乎开始摇摇欲坠的王朝重新出现生机。但这种能力不能过高评价，把姚崇抬举到萧何、葛亮这样的高度。姚崇主政之所以成功，其实也是和玄宗君臣两方相互配合、相互信任甚至相互制衡分不开的。
举一个例子。
姚崇成为首相之后，做的头一件事情便是整顿吏治。他得到皇帝的支持之后，便一刀切地罢黜了斜封墨敕的员外官员。数千名斜封官、员外官一朝罢免，这本可以是震动朝野的大事，但姚崇终究是那个姚崇，如此一件事情，被他处理得波澜不惊，没有弄出任何水花，这让高力士也不得不佩服。姚崇深谙人事，借着皇帝新政之威，挥舞大棒摆平了斜封官们之后，自然也要为剩下的官员们喂点胡萝卜，所以接下来他又上奏皇帝，打算提拔一批低阶的郎吏，帮助官员们建立上升通道，安抚这些人惴惴不安的心情。
但这件事情，恰恰是皇帝所敏感的。在皇帝看来，姚崇这一把操作，就是先借着皇帝来免官，又以姚崇自己的名义为一些人加官，这难道不是让他李隆基做恶人，却让姚崇做了好人？所以姚崇接连请示，皇帝始终没有给批；姚崇索性在朝议会上，把序进郎吏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必要性，当着朝臣们的面，原原本本地说给他听。
但李隆基只是答应了要听劝谏，却没说过要听进去。姚崇讲话的时候，李隆基全程仰着头，看着头顶的殿屋房梁发呆。姚崇再三启奏，李隆基总是不予回应。
朝臣们看着姚崇，姚崇则看着御座上的李隆基，脸上现出了恐惧。皇帝不回应宰相的发言，意味着什么？心思细腻如姚崇，已经想到了一百种可能的后果。
高力士在一旁看在眼里，罢朝之后，等朝臣们退走，他对李隆基劝道：“陛下刚刚总理万机，宰相有事启奏，本应当面明确事情是否可行，怎可对其置之不理呢？”
这句话，提醒了李隆基，他沉吟了一会儿回道：“朕任命姚崇执政，他只要把国家大事奏报给朕一起商议便可，至于那些低阶的郎吏升迁这些事情，难道还要一件件地报告给朕么？”
李隆基的这番话是有思量的，话中的意思，既是明确支持姚崇的决定，又是向大臣们的一种宣示，告诉大家，朝廷政务他已经委托给了姚崇，自己垂拱而治。于是高力士前往政事堂，把李隆基的话原原本本地转述给了姚崇和其他宰臣们，这才让姚崇转忧为喜，和其他宰臣们一起佩服皇帝的格局与气魄。
这件事情，也是开元初年君臣相得的缩影。原本姚崇用来收揽人心的手段，被皇帝巧妙化解，让天下人更佩服起了皇帝。姚崇也得以在皇帝的支持下放手大胆地干，逐步穿越大唐帝国体制改革的深水区。而这其中，同样也离不开宦官高力士的调节与缓冲。
高手过招，势均力敌，政局才因此变得平衡而稳固。
中书门下，都知道姚崇强大的理政能力。只要姚崇还在，唐廷决策中枢日益复杂的政务工作就会如同一台精密的机器一样运转，要是姚崇一日不在，朝廷中枢便可能会出乱子。要是姚崇十日不在，那整个中书门下就会乱了套。
有一次姚崇因为儿子去世，而请了十几天的假，原先的政务都交给宰相卢怀慎代为处理，卢怀慎虽然是清官，但却处理不了如此多的政务，案卷便因此堆积如山，甚至惊动了皇帝。终于等到了姚崇回来，只见他坐在案头前，三下两下便处理好了堆积如山的文件。
看文件其实是一门学问。你就算是个绝世天才，看到下属单位送上来的公文，如果不了解某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不清楚下属单位心里的小算盘、那些弯弯绕绕，你一样会两眼一抹黑。而姚崇之所以可以迅速处理这些公文，关键就是他对于“吏事”的极度熟稔，也就是对中央各官署、全国各州县的那些工作、人事，全部门清。这就是姚崇的关键能力。
看着眼前被处理得清清爽爽的案卷，姚崇自感十分满意，问身边的紫薇舍人齐澣：“你来说一说，我担任宰相，可以同哪些人相比？”齐澣沉吟着没有回答，姚崇却早已把想好的答案说了出来，“同管仲、晏婴相比如何？”
这么问，确实有些膨胀了，姚崇却并不觉得有些托大，他不敢和李斯、诸葛亮开创了一代功业的贤相相比，甚至也没有和房玄龄、杜如晦这些开国宰相们相比，仅仅只是自比了管仲、晏婴，他们中兴了齐国，姚崇中兴的却是整个大唐，这么比，姚崇觉得理所当然，甚至有些谦虚了。
但齐澣是个耿直的汉子，直接回答道：“管仲、晏婴所制定的政令，虽然不能长期适用，传至后世，但起码他们在世之时，始终奉行着他们的政令制度。但姚公制定的制度，却一直在变化，看起来尚不如他们吧！”
这话有些刺耳，但姚崇也不以为意：“既然这样，那我算是什么水平的宰相？”
齐澣看着姚崇，意味深长地回答道：“姚公可以说是一位，救时宰相。”
姚崇听了，爽朗地大笑起来，放下手中的笔说道：“甚好，做一个救时宰相，不也很难得么？”
他心里也清楚自己的能力，作为一个职业官僚，姚崇这些年整顿了吏治，又抗击了灾情疫情，还解决了寺庙僧侣过多的问题，为百姓减轻了身上的税负劳役，让大唐的行政中枢重新高效地运转了起来，这些，都是他完成的善莫大焉之事，也正好是皇帝李隆基重掌大权、整顿超纲之际所需要的。但是，大唐的开元朝应当是如何一个气象，帝国如何建立起新的辉煌，这些问题，姚崇没有回答，也并没有能力回答。
姚崇当政，救了大唐的一时之急，但并没有达到李隆基的期望，这些年姚崇的执政，只是处理了多年来积弊的表面问题，根本的制度问题却并没有解决。姚崇擅长的是“权变”，却并不擅长“守恒”，他的施政方针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随时调整，导致了执政三年多时间，却仍然没能明确开元朝的基本政策路线。
武周以来，宰相越来越多，政事堂人满为患，这些宰相相互掣肘，导致朝廷中枢运转低效。李隆基吸取了这个教训，不仅减少了宰相的数量，还在姚崇任相之后，遵从他的意思，将与姚崇有矛盾的先天政变功臣张说、刘幽求等人全都调出中书，把可能与姚崇扯皮或者拖累的因素全都解决了，就是为了让姚崇在执政时，能放心大胆地干。但姚崇交出的答卷却只是堪堪差强人意，功劳虽然不少，却没有达到李隆基的期望。当初在渭川会猎时，姚崇提出了那十条施政纲领，本身都是几个十分务实而具体的政策。可就连这些政策，姚崇都没有自始至终地奉行。
归根到底，他只是一个能救一时之急的宰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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