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新中国的国徽的应征方案相对较少,相比于国旗目前已有很多文章介绍国徽的评选历程。但笔者发现,这些文章由于侧重点不一,有的主要摘录档案资料,显得过于繁琐;有的附图不全,对落选国徽设计缺乏介绍。因此,笔者写下本文以对国徽的设计及评选过程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希望这段简短但重要的历史被更多人所知。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6月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了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在筹备会常委会下设立六个工作小组,分别承担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代表名额、起草会议文件、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工作任务。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第六小组由马叙伦担任组长,叶剑英、茅盾为副组长,共有十六名成员(后又于8月5日决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为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专家顾问,另外还存在他人代替日程繁忙的小组成员出席会议的情况)。7月4日下午,第六小组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了叶剑英、廖承志、李立三、郑振铎、张奚若、蔡畅、田汉、翦伯赞等人组成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叶剑英为召集人;会议同时决定发布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征集启事,由郭沫若、茅盾、郑振铎三人负责草拟。征集启事最终于7月14日开始在各大报纸上刊登。
新政协筹备会最终收到国徽设计稿112件、图案900幅。1949年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国旗、国徽、国歌的拟制工作移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那么这么多国徽设计稿,究竟设计的怎么样呢?由于新中国国徽最终未从这些设计稿中遴选,因此对这些征稿很少有披露,笔者经多方搜索找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另外从会议记录中可知存在一幅上画朱鹊的国徽设计稿):
可以看到这些国徽设计稿可谓是千奇百怪,图一的征稿中国风十足,使用了“福”字纹样及中国式的锄头、斧头;图四中间则是一幅完成度很高的苏联风格徽章,巧的是它很像2014年4月27日自行宣布独立并于今年9月30日正式并入俄罗斯的“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国徽”(现为“州徽”):
由于收到的国徽设计稿缺陷实在太多,8月22日举行的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出现了以下对话:
于是在8月24日举行的第六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作出了如下决议:
那么所谓“专家拟制”是怎么一回事呢?
1949年9月25日,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会座谈会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会上分发了由张仃、钟灵设计之国徽方案编成的《国徽图案参考资料》:
这五幅图案均是由张仃等人此前投稿的国徽方案修正而来,设计涵义为:
我相信参加座谈会的人们在看到这些图案时一定会心生疑问:我们欠张仃他们工资了吗?
很明显,这五个方案同在1949年9月21日开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正式使用的政协会徽基本一模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呢?笔者猜测,大概率是政协会徽的设计本就是张仃等人打算投稿的国徽设计,无奈因政协会徽设计的紧迫性而挪作他用。因此,在接到设计国徽的邀请后,张仃和钟灵又执著地拿出了这一设计风格以期采用……
先不论这些图案与政协会徽雷同的问题,这五个设计很明显都在模仿苏联国徽(张奚若就在座谈会上提到了这点),尽管第二和第五修正图专门添加了中式牌匾以平衡两种风格,但这些设计注定不可能被选中。
因此,1949年9月26日召开的国旗•国徽•国歌•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
最终根据以上会议的讨论结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949年10月9日举行)决定由马叙伦、茅盾领导原第六小组成员组成国徽组和国徽审查小组,继续拟制任务。周恩来指示应多吸收一些专家来共同设计国徽。马叙伦等邀请清华大学营建系(现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和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两个设计组负责国徽的设计工作。
1949年10月23日,林徽因等人提交了相当于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小组第一个国徽提案的玉璧方案,并附《拟制国徽图案说明》:
这个方案因其独特的设计在近年来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其设计涵义为:
这一方案由林徽因、莫宗江设计,邓以蛰、王逊、高庄、梁思成提供了技术意见。
这个设计方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出了国徽应与国旗设计相通,上有一颗大星和四颗小星(不过从档案记录来看,此意见最早由贺绿汀在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会座谈会上提出)。
笔者曾有回答阐述笔者认为此方案落选的原因:
在笔者看来这个方案最主要的缺陷有两点:
另外笔者认为这个设计其实更加适于奖牌。
在1950年6月1日马叙伦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载:
从1950年6月11日全国政协国徽组关于国徽图案设计会议记录和6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国徽审查组报告这两份档案中可以得知,这个“仍然取法原来五种的造意,而于形式上略加变更”的方案,指的是张仃等人领导的中央美术学院国徽设计小组将原有设计方案中间的地球、旗帜、太阳等元素替换为了一个斜纹式的彩色天安门图案(上有蓝、红等色)。有趣的是笔者在相关档案中找不到这个方案的图样。由于其他国徽方案均有保存,不太可能正好只丢这一件,笔者猜测中央美术学院国徽设计小组当时可能只提交了斜纹式的彩色天安门图案以供参考,而未制成具体的国徽方案,因此今天不存。
至于斜纹式的天安门究竟什么样,可以从邮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上得到一点参考:
不难看出斜纹式的天安门图案也是过于复杂,因此这个方案同样落选。
这个“设计方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出了国徽上要有天安门。于是1949年6月10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议决:
而同一天举行的第八次会议则决定:
但梁思成在第二天召开的国徽组会议上又从寓意、图案处理和技术三方面提出了针对国徽中使用天安门图案的反对意见(有趣的是,根据梁从诫的回忆,梁思成认为天安门是封建皇权的象征;但按照这个逻辑,那玉璧…)。于是在会后(到大概6月15日前)的某个时间点,周恩来总理约请了梁思成,说服其接受在国徽中加入天安门图案。
1950年6月15日,中央美术学院国徽设计小组提交了两个国徽设计方案,附《国徽应征图案说明书》:
这个设计的涵义为:
可以看到周令钊主导的这个设计在星星排布上没有照搬国旗,颇有特色。笔者比较喜欢这个方案,但其上的天安门图案并不完整,齿轮⚙️又设计得有些突兀,不是国徽图案的好选择。
这个方案是由张仃设计,并由周令钊和张光宇提供技术意见,曹肇基协助绘画。
可以看出张仃对政协会徽设计有多么念念不忘……以张仃的水平设计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能说他多少有点“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思了。
另外《国徽应征图案说明书》中还附了“设计人意见书”,答复了从前梁思成提出的反对意见。
同张仃类似,林徽因等人大概也对玉璧方案念念不忘,便制作了一个最下方的小瑗上有花纹且能看清齿轮⚙️的新方案。很有意思的是笔者发现茅台酒使用的一个商标非常像这个方案的简化版:
这是一个试图平衡玉璧与天安门的设计,笔者感觉其上部的玉璧形状很像一种婴儿帽……
这个方案略微有些摆烂嫌疑了,似乎主要是为了展示天安门而设计。
此方案已无限接近当今国徽。
1950年6月15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国徽组第一次会议决定:
1950年6月17日,清华大学营建系提交了国徽设计最终稿,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说明书》
最终方案的设计涵义为:
此方案为清华大学营建系集体创作。
有意思的是清华大学营建系还专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说明书》刻了一个章:
1950年6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徽图案及对图案的说明,并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核准公布。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设计图案的说明》。
于是我们熟知的国徽就这样诞生了!
真的是这样吗?
从以上图片中不难看出,此时的国徽图案看起来非常不利索——两旁的稻麦和绶带并不十分规整,国徽上方的一颗大星还超出了红底的边缘。
那么现在的国徽设计到底是怎么来的?这就涉及到整个国徽设计历程中笔者认为最传奇的一幕了:
8月18日,茅盾在政务院会议室主持召开关于国徽使用、国旗悬挂、国歌奏唱办法及审查国徽图案的座谈会。高庄就国徽模型塑造作了说明:
会议一致同意国徽使用、国旗悬挂、国歌奏唱三项办法草案并加以修正,并同意高庄等修正的国徽浮雕图案。会议记录中这样描述高庄对国徽所做的修改:
会后,高庄和徐沛真对国徽模型作了适当的修改后定型,并绘制了国徽图案的墨线图和纵断面图,上报中央人民政府。
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国徽及图案说明,这标志着新中国国徽正式诞生。
清华大学国徽设计参与者主要有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汪国瑜、朱畅中、胡允敬、张昌龄、李宗津、高庄、罗哲文、邓以蛰、王逊等人。
中央美术学院国徽设计参与者主要有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曹肇基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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