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赵宋的国家体制，就是一个皇帝以军人身份掌握军队，以军事独裁为基础，联合官僚地主为统治的骨干，所形成的一个统治结构。
这个结构的核心，是皇帝直接掌握和垄断暴力机关为中心的。
而这个体制的来源，则是五代时期军阀当皇帝这个过程中，所逐步形成的以霸府临天下的惯性，所造就的。
皇帝的权力来源，就是有秩序的暴力，所以皇帝必须垄断暴力。
正因为是皇帝本人直接掌握和垄断暴力，所以除皇帝之外对军事工作统筹全局的军事工作者是不允许出现的。
这就是两宋三百多年无军阀内乱的最根本的本质核心所在。因为坐二望一的人物，并不存在。
那么，这种政治结构是如何塑造的呢？
首先我们看所谓的文武分家的问题。
文武分家，也可以说是文武分离，一个标志性的产物，就是（实际掌握军务的）枢密院。为什么强调实际掌握军务呢？这是因为宋代枢密院长官枢密使的前身，就是唐代设立的内枢密使，本身只是一个“承受表奏于内中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的秘书、助理性质的职务.在设立初期，这个职务并不承担什么指挥、调度的工作。
到晚唐五代之后，军事活动频繁，事务众多，军阀做天子的情况也比较多，所以这个只是原本掌握信息，下传上达任务的秘书职务，工作逐步变重。它所属的机构，逐步扩展到有两院、六厅僚属等相关组织机构、人员；从“无视事厅堂”，逐步发展到可以“堂状帖黄决事”的程度。
关于这个时期的枢密院的问题，咱家就直接推荐一本书：
书上讲的内容，咱家就不讲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
入宋以后，枢密院与中书则并称为“两府”。两府分职授政，“对执文武二柄”。很明显，枢密院的发展中，是有一个权限逐步扩大，机构越发复杂，机能越发重要健全的发展过程的。而这个发展过程，体现的就是军务工作的逐步专业化的这种需求。
但是，我们回到前面来。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五代的政治体制，其核心即为武人干政，即军人当皇帝。而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君主，尤其是北方的各个政权的君主，事实上是因为拥有独裁者的能力，所以才获得了独裁者的身份。这种军事上的能力，就体现为五代军事体制中的军事独裁者靠前指挥的现象。这种强调以直接掌握暴力集团为自身权力来源的结果，就是军人皇帝不仅仅要能掌握住自己手下的直接单位的控制权，同时还要能掌握自己手下直接单位下属的二级单位的控制权。因为只有如此，在作战时，军人皇帝在必要的时候，才能对自己军队的二级单位进行指挥调度。
皇帝能调动四五个将领，和他能够调动几十个更低一级别的军官，其军事上的意义是不同的，其直接体现就是对部队的使用效率。在战场上，预备队的释放程度，和下属单位的方块化的编制有直接关系。下属单位方块化编制越大，则预备队释放就越快，调动就越不灵活。下属单位编制越小，则预备队释放就越慢，调动就越灵活。能够靠前指挥，并有直接领导下级单位的能力和身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五代体制就体现了军人皇帝事必亲为的独裁者特性，非常强调个人和下属将领的工作能力。
同时，因为军人皇帝既是实战的指挥官，又是政治和军事独裁者。他深入地参加了军事工作的每一个部分，所以他本人就是整个军务工作流程中的核心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每一个环节的决策者都是他自己。在战争的形势决定了，要对政权的力量进行总体动员的时候，皇帝本人的行政角色也要参与进来，全力为军事服务。而和平时期，则皇帝不必主管得那么细致，具体的行政问题，可以交给具体的官员去负责。
于是，这种决策体制就带来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一旦皇帝从军务工作中离开，那么这个权力由谁来继承？
皇帝是军队的领袖，可以。但皇帝并不能只管理军队，还有大量的民政、外交、礼仪活动需要他去主持、决策，还需要去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矛盾，给人擦屁股，或者安排人给自己擦屁股。
自五代进入北宋时期，自宋太宗在高梁河会战中箭之后，皇帝本人在军队中的活动就直接减少了。但他还保留了皇帝在前线的战术决策权，虽然这种决策权更多是形式性质的，但毕竟他还拥有这种权力。例如，在高梁河会战之后的满城会战中，宋太宗本人虽不在前线，他保留了对作战部署的最终决策权，用阵图来实际安排军队的战术部署。只不过，这次会战的战术部署后来被现场的将领们一致通过决议推翻了，宋太宗本人发出的阵图并没有发挥作用。
之后的宋真宗，在军务工作中长期角色不显，虽有一两次亲征，但并没有像他父亲和伯父那样直接深入的参与军务工作的整体流程。他的军人皇帝身份随着时间越发淡化了。军务工作的决策权也随着皇帝逐步脱离军队，最终逐步从皇帝这个角色中消失了。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宋真宗最终停止了从御前下发作战使用的阵图这个举措。
在之后的皇帝，从宋仁宗到宋钦宗（南宋是另外一个问题，南宋的暴力组织结构发生了大变化，这个以后再谈），宋代的皇帝再也没有重新回到军务工作中的具体流程中来。其中，宋神宗参与战略策划稍多一些，但与太祖、太宗无法比拟，与真宗也无法比拟。
所以，在和平时期，甚至可以说宋代独裁者的主要工作并不在军务，军务的主要工作他是无法全部参与的。他是必然要离开军务工作的具体领域，而只能掌握大的政策方向的。皇帝这个角色在军务工作流程中的消失了，皇帝不再直接干涉军务作业了，皇帝在军务作业的流程中，这个角色不存在了。
这个缺失的环节，总需要填补。那么由谁来填补？谁最适合填补？填补什么？
这里填补的，就是实际去掌握军务作业的角色，就是谁来掌握军队的战略规划、内外军事情报、人事、升迁与福利、后勤、军队调拨、作战指挥（指挥授权）等权力。
而最适合填补的，当然是经过了五代时期的发展，并逐步开始深入军务作业各个层面，掌握多方面的信息，拥有实际组织机构和专业人员的枢密院了。事实上，早在后唐时期，枢密院就已经逐步深入参与了前面所描述的这些具体的工作，他们已经在军务工作的流程上，占据了自己的位置。
宋代的皇帝依然是独裁者，对于军务工作的各项具体意见，他原则上有最终决策权，但皇帝本人基本不干涉具体的预备决策过程了。像宋太宗那样，和枢密院一起秘密的对作战的各个细节进行谋划，并对中书和其他官员保密的情况，基本已不再出现。
虽然皇帝本人不插手具体工作，但不等于说会让军务作业完全脱离自己的掌握的，尤其是枢密院能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的背景之下。所以才有把实际作战和训练这一部分掌握实兵的工作，另外由一个机构来负责，枢密院则只负责除训练和实际作战之外的其他的军务工作。
这就是枢密院-三衙体制的本质所在！也是文武分家的本质所在。说穿了，独裁者因为自己不能专管军队了，又不能让其他人能军政一把抓，于是设立了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机关来搞军务工作。同时，又为了防止这个机关专权，又把实兵部分剥离出来，使得这个机关不指挥军队。
这才是文武分家的本质~！
也就是说，为什么说宋代以文制武？很简单，因为宋代的独裁者本人就是一个最大的军阀，无论行政部门，还是暴力机关，都归他所管领。而他则联合官僚地主对国家进行统治，同时掌握暴力机关。
所谓的以文制武只是一个表象，根源在于统治结构上，在下面文武虽然分开的，但最上面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和官僚地主一起分配整个国家的各种收入而独占了暴力机关的绝对统治权，这个人才是政权的核心所在。
聪明的读者看到这里，已经开始明白咱家要说的是什么了。
没错，既然军务工作的最高决策者其实都是皇帝本人的事，那如果皇帝本人的军事工作能力不足，而在这个决策结构里又没有人可以代替他的话，怎么办呢？
还用说么？当然是靖康之耻啦！
这就是为什么宋代虽然有很多军事工作能力突出的军事工作者，却没有办法拯救这个政权的原因。
因为这些人基本都只在一个比较小的领域内工作，或者往往只是一个战区的负责人。他们的工作和活动范围，被枢密院已经划死了，是无法超过的其权责范围的。
而真正能对整个军事工作负责的独裁者，除开国三代人和少数君主以外，军事工作能力都相当差，一旦这个核心出了问题，那么等待这个集权政治结构的结局就是崩塌。
固然有很多人想力挽狂澜，但注定扶持不起来的。
最后，来上一句名台词：
在所有的船中，只有国家这条船是从上面开始漏水的。
当然，这里主要谈的是北宋，南宋是另外一个问题。
南宋的权力结构在宋高宗之后发生重大变动，问题的核心虽然没有变，但问题的表现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
这个以后再说。
二更：
多说几句，评论里有人说前面的描述和总结，有说像唐朝的，有说像KMT的，说什么的都有。
咱家这么说吧，咱家个人认为，京都学派认为宋代是近世（不是近代）中国的开始，自宋以后，到清代都没有发明什么新的政治结构或者政治体系，这个观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东京学派是马克思系统的，但他们没有提出这个东西。）
唐-五代-北宋-南宋时期的转型（唐宋变革）很厉害，基本上把南北朝以后，由隋时期开创的政治结构完全变形成一种之后稳定了很多年的政治结构了。
这里肯定是有一定的原因和动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