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应该在中间留个扣子，无论是让地虎走了之后偶遇移防的唐军，或者是负责在拓厥关下一站负责接应驼队的关驿迟迟等不到驼队到来而派出探哨寻找都可以。
如果能形成一个双线叙事，明线是校尉李的小分队拼命保护舍利和响马子突厥人正面交手，暗线是唐朝官军为了护送驼队而一站一站付出的努力，这样感觉整个故事就完整了。到了最后小孤城一战，小分队各位武士都做好了死战的准备，而其实另一边的大唐安西军其实也已经焦急出发了几日，马不停蹄分秒不敢耽误向小孤城赶来。当小分队拼到黎明只剩下校尉大人和文珠守着舍利，安西军从天边神兵天降，一举击溃突厥人，消灭响马子，并且救了校尉文珠两人。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即便是突厥兵退之后他们俩人怎么能继续走到长安的。
这样的话，文珠的存在也就更合理了。因为校尉李大人是带罪之人，来栖大人也已经力战牺牲了，即便李大人活下来到了长安，能给皇帝说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吗？而文珠不但经历了全程，关键她本身也是将军的女儿，由她来向皇帝讲清楚一切，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对于我这个对西域充满了无限兴趣的人来说，除了结局的这个“烂尾”，《天地英雄》的其他部分确实值得称赞。撞上了《英雄》而没有大卖简直太可惜。我一直说，《天地英雄》满足了我关于大唐西域的所有想像。何平不愧是拍过《双旗镇刀客》的，抓西部风情的镜头语言太到位了。万里西域，是大漠戈壁，是风沙驼铃，即便是对打格斗也应该是直来直去的砍杀刀刀见刃。就怕千万别搞出“武侠”、“招式”来，李校尉和他的部下在出逃以前可是堂堂的大唐安西军，是正规军，不是混江湖的。
我后来也在想，也不知道这部经典最后结局垮掉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感觉可能还是对于佛教的理解有点偏差吧。其实片中也讲到了，西域万里佛国，舍利的意义，就是在于能够控制这些国家顺从大唐。所以，对于唐朝来讲，它的意义是战略性的，而非宗教性的。除了武则天，唐朝皇帝又不信佛。这个战略价值，片中应该再体现一些，弱化一点宗教意味。
话说回来，这部片子最动人的地方也不在于这些武士被宗教打动。他们一开始上路之时确实是各有各的想法凑成了这么一支队伍，到秃子死在红石峡，其实大家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卖命保护驼队的，这才有了地下坟场里众人的争吵。而得知了驼队实际是护送舍利之后，所有人一下子严肃统一起来，完全没有了争论“想通了”的原因，也并不是这些武士对于佛教的信仰和敬畏，觉得舍利法力无边，而是他们意识到，这是为国家效力，为大唐牺牲的行为。因为他们之前是职业军人，这种对于国家的信念感，非常符合他们身份。
影片将唐朝军人的这种微妙情感描写得非常成功，这种前后对比含蓄地体现出了这些亡命的唐朝军人内心的纠结。即便是在部队受到不公正对待，他们仍旧对于大唐是存在信仰的，他们仍旧有着自己关于武士的自律，也仍旧明白谁是敌谁是友。对于李大人来说，他的沉默寡言，更像是一种委屈，一种报国无门的无奈，而并没有转化为对于曾经奋斗过的国家的怨恨和报复。他和他的部下在西域亡命数年，自食其力为生，并没有落草为寇，还是因为他们曾经是给了他们荣耀却也带给他们不平的正规军人，他们内心仍旧尊崇着这样一种身份。我想，这才是这群武士最打动人的地方吧。兄弟情的义薄云天，陌路英雄的惺惺相惜，这两种情感在电影中比较常见。而这两层之上还存在的一种对于荣誉、军人、国家、疆土这些概念的信念和坚定，用一种不善言辞、不说空话的行为表现出来，则使得《天地英雄》中众位中古时期的武士们的形象一下子立体了起来，而有了有别于一般的西部片的大格局。正规军和土匪响马子的区别，也恰恰体现在这些内心的信仰和格局上。
按照片中设定，唐朝人是在和突厥人征战，这个时期应该不会晚于玄宗朝。这正是大唐蒸蒸日上，在西域征战四方，辉煌扬威的时候。这个时期的武士有着这种心境，是非常贴切的。毕竟安西军在西域征战几十年，创下的战绩和奇迹不可胜数，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如果没有一种核心的思想上的凝聚力存在，连维持这么一支上万人的军队都不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如此重要的驼队，没道理舍利中途“失联”而整个西域的唐军没有动作。所以，如果把结局改为唐军的“拯救”，才更符合历史的走向和逻辑吧。
总之，导演和编剧对于电影剧情整体的框架结构，对于唐朝时期远赴西域唐朝人的心态的把握，以及那个时候唐朝的自信和霸气的这些种种感觉都基本“触摸”到了，但是西域本身这个舞台太过辽阔，这个故事的内涵也相当深刻，这就导致这部电影最终这口气还是“没通下去”。既然来栖大人代表朝廷留下了那么威武的一句“此乃大唐之土，朝廷无官之处我便是官。”，那么无论是突厥人还是响马子，如此在大唐国土上任意横行，大唐最后还是应该拿出他应有的威严，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