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族的传统习俗中，“尸”指“人扮之神”。“尸”代表“神”，在祭祀仪典中享用族人的供奉。
在《周礼》记录的时代，“尸”泛指在不同群体祭祀仪典中出现的一般性的“人扮之神”。而根据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这种后世出现在不同群体中的一般性的“人扮之神”和其称谓，最初大概率起源于某一特定族群的“族神”及其称谓。
也就是说，“尸”之本尊，最初应是某一特定族群的“族神”。而作为“人扮之神”的“尸”，最初则是这一“族神”的替身。
周因于殷礼，殷因于夏礼，所以上述祭祀仪轨应该可以追溯至夏代。
那么，“尸”之本尊，最初很有可能就是夏人的“族神”。
夏人及其先民主创了中国文字体系，是笔者的一贯观点，也应该是客观事实——在夏、商、周的因袭关系中，“礼”或曰“文明”，应是与“文字”相伴随的（这不止是“推论”，而是有着大量字例根据的。参看拙文：中国最初的文字体系——由“薏苡爆发”形成的“宇宙”）。
而文字主创族群所记录的祭祀仪轨，就应该是其自己族群的祭祀仪轨。从这个角度分析，“尸”最初也大概率是姒姓夏人的“族神”。
偃师商城是在原夏人文化（二里头文化）居址上建立起来的，而其所在地，自古就有“尸乡”之名。“尸乡”者，“尸”神族裔之乡也。
因为上述这个在夏人传统根据地上的“尸”神族裔之乡，就应是姒姓夏人族裔之乡，那么，从实际的历史现象看，这里的“尸”神，还应该是姒姓夏人的“族神”。
——“尸”者，姒姓华夏之“神”？
《史记•五帝本纪》索隐《礼纬》曰：“禹母脩己吞薏苡而生禹，因姓姒氏。”
《史记•夏本纪》正义《帝王纪》云“……脩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
——“脩己吞薏苡，胸坼而生禹”的姒姓族源传说，意味着姒姓之“姒”与薏苡相关。
而甲骨文、金文“以（姒）”字字形，恰恰酷似薏苡果实之形：
而姒姓夏人先民之所以会以“薏苡字”作为“姓称”即“族称”用字，是因为薏苡果仁的形状酷似寓意生育繁盛的女阴：
先民在看到这样的薏苡果仁时必然惊呼：似！
而酷似女阴的薏苡果仁，太符合早期人类族群以生育繁盛之物作为族群图腾的要求了。
音“姒”的薏苡名称，就应由其与女阴的相“似”而来。
薏苡果仁的轮廓描摹文符如下：
其隶定结果如下：
此形就是“四”字。
夏人先民之所以用“薏苡字”——“以（即“姒”，亦即“似”）”、“四”为族称字（这一点在了解了一些字例的构形逻辑后是会频繁发现的），就是取薏苡果仁所似女阴之“能生”——即繁育昌盛的寓意。
人类，就是使用、凭借、依靠女阴来达到生殖繁衍目的的。
女阴就是生命的根源、根据。这就应是“以”字“用”、“凭”、“根据”之义的由来。
因此，夏人的母系时代先民（尤其是其先妣们），在接触、认识、利用薏苡之初，就应把薏苡列入了图腾、族称的“首选名单”，并最终成为被实际应用的图腾、族称。
所以，姒姓华夏之神“脩己”就是一位“薏苡神”。
所谓“脩己”，应即“脩巳”，也就是“脩姒”——美好的姒姓始妣——薏苡神。
而“巳”就是薏苡果实象形字的“倒书”：
前后二形，实为“同字”关系。
考古遗存表明，中国南、北方利用薏苡作为食物的历史都可远至万年左右。那么，可以想象，以薏苡为图腾、族称的“姒姓”族群，是一个多么古老的族群。
作为薏苡果实象形和薏苡果仁象形的“以”字、“四”字前身的画符（“以”字前身和“四”字前身的画符与甲骨文“以”字以及稍古的“四”字不会有太大差别）应该产生得很早：
而这样的薏苡画符，应该早于文字体系、更应该早于“殷商甲骨文”出现之前很久，就已被夏人母系时代先民反复描摹了。
——最初的薏苡画符，虽然不具备文字的性质，但从其初被描摹到文字创制期的到来，其间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薏苡果实、果仁、花卉、植株、甚至包括果壳等，应当一直被姒姓先民作为崇拜对象反复描摹着。其描摹出来的画符、文符，及其衍生形式应该为数众多，并且构成了文字创制期可资利用的基本字素。
上述情况值得牢记，它对我们理解“薏苡字素”衍化形式多样性的文字学现象非常重要。
如果前述“尸”字，也表姒姓华夏“族神”，其字就应该与“薏苡”相关。
那么，“尸”字又与薏苡怎样相关呢？
首先，“尸”的语音与“姒”、“四”的语音极其相似，尤其是在笔者确信的姒姓华夏发祥地的良渚文化区即吴方言区，“尸”与“四”的语音至今无异，并与“姒”的语音也极其相近。而笔者认为的与薏苡即与姒姓相关的诸文字（师、史、矢、始、私、思、斯、丝、四、肆、姒、时、氏、巳等等），也都有着与“尸”或完全相同、或极其相近的语音。
其次，“尸”字构形，其实也是源自薏苡象形。比如下形薏苡象形“以（姒）”字：
转换一个角度看：
不就是“尸”形吗！其直接隶定结果不就是“尸”字吗？！
前文已述，从薏苡画符初被描摹到文字创制期的到来，其间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被描摹出来的薏苡画符、文符，及其衍生形式为数众多，并且构成了文字创制期可资利用的基本字素。
而“尸”与“巳”、“己”一样，不过是来自薏苡画符多种衍生形式的字素之一罢了。
从远古人群重视族属问题的情况看，“属”字的创制，其最初始和最根本的动因，一定是出于表达血统相属关系目的的。
而只要中国文字体系是姒姓族群主创的，那么“属”字表示的，就应该是“姒姓族属”。而“属”字，恰恰是由“尸”形字素即姒姓族神“罩护”着的。
族属之“属”由姒姓族神“尸”所罩护的构形，也恰恰说明，中国文字体系体现的是姒姓族群的观念或意识形态。这也无异于说，中国文字体系，就是由姒姓族群主创的。
但是，在各类字书中，“属”字并未被列在“尸部”，而多是被列在“尾部”的。
比如《说文》释“属”:“屬，连也。从尾，蜀声。”
《字源》“属”字条也是被列在“尾部”的。虽然条内标在“屋部”，但解字，则还是按“尾部”分析的：
《字源》释“属”：
依据《字源》的解释，“属”字之本义为动物交配接尾。但是，我们却丝毫找不到这一所谓本义在“属”字的语言实践中有什么使用痕迹，也找不到其任何衍化轨迹和语义发展逻辑。
像这样的、包括笔者曾经讨论过的“起土”为“方”字本义（见“方”字本义是什么？）那样的、难以与古今用字义相关联，并且毫无衍化线索的“本义”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2023、11、24：
《字源》“属”字条释义中提到了秦简“属”字例：
释字者虽然承认“属”字最早见于战国文字、秦代文字，但似乎认为秦简“属”字衍化已经过深——“已是略有隶书意味”。而其比照的对象，却似乎又是《说文》小篆字例：
虽然一般来说，小篆是比秦简更正规的书体，但就具体的“属”字例而言，究竟是小篆字形还是秦简字形更合初文本义，则是要具体分析的。
虽然秦简“属”字，未必就是“属”字最初始或最能体现其本义的字形，但秦简“属”字，至少比《说文》字例更接近初文，也更能体现本义。
这倒并不是仅仅因为其早晚关系，而更是取决于其文字构形是否能表现造字义理。
前文已述，“尸”字字形源于薏苡果实象形，其所表就是姒姓华夏的“族神”，“四”字字形则源于薏苡果仁象形，其亦可表姒姓华夏“族神”。
薏苡果实与薏苡果仁，显然是有“相属关系”的。 而“属”字古文字例中，普遍上下相袭地共存着“尸”形字素和“四”形字素。
仅从“四”、“尸”相袭的构形关系看。其族裔血统相属的字义，就已经昭然若揭了。
而作为族属标记的“四”形字素，其与薏苡的关系，也就是与姒姓族属的关系是明确无误的，那么，由“属”字构形中“四”、“尸”相袭的族属关系看：
“尸”为姒姓族神，已经确凿无疑！
在这一点上，秦简“属”和小篆“屬”的字形，其实都“陈述”、“申明”了这种“四”与“尸”的相属关系，但小篆“屬”中的“尾形”却又似乎模糊了这种关系。
2023、11、25
我们来看看上述秦简“属”字例：
其中下形我们是否有些面熟：
此形是否与下形“禹”字有近似之处呢：
若是如下，会不会更相似呢：
因为作为姒姓族属标记的“四”形字素，在文字构形中常常以下形出现：
此形是薏苡果实与薏苡果仁的“综合象形”。
而金文“禹”字明确有下形字例：
本质上、或综合后，其构形的逻辑结果就可以是下形：
所以，前述的秦简“属”字：
本质上表现的，就是以源于薏苡果实象形的“尸”形字素表示的姒姓华夏“族神”，与含四“禹”字表示的禹族之间的相属关系，来表达“相属”概念的。
此“属”字，与“动物交配接尾”没有任何关系。
2023、11、26：
不过，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为人熟知的“屬”字，是包含“蜀”形字素的。
前文提到了小篆“属”字存“讹”的问题。但小篆“属”字所存之“讹”不在“蜀”形字素。
因为含“蜀”的“屬”字与含“禹”的“属”字，都是体现了姒姓华夏族裔与姒姓华夏“族神”之间的相属关系的。
其实“蜀”字本身，就是体现着姒姓族裔与姒姓族神之间族属关系的字例。
首先，上述“蜀”字诸例表现的，无一不是以“四”形字素所表的姒姓族神，罩护着表示其族裔的“虫虫”。这说明，“蜀”字最初就是表现姒姓华夏族的一个分支及其属地的。而“蜀”字所表，就是其对于姒姓华夏的归属。
这一“蜀地”的最初地望，大概率并不在今天的蜀地，因为很多现在的地名，都是随着某一族群的迁徙，被带到其后来的居地的。
这里，“蜀”字已经构成了一个“层级”的族属关系——这一层级的族属关系，又被罩护在更高一层的“尸神”之下，构成了又一层级的族属关系。
实际情况其实还不止如此。
前述的罩护在“四”形字素所表族神之下的、表示姒姓族裔的所谓“虫虫”，其实才是构成姒姓族属的初始层级。
“蜀”字从“虫”其实是出于误解与讹传：
“蜀”字所从之下形，最终的确衍化成了“虫”字，但其最初并不表今日“虫”义：
而此形，实为以下两形字素相合：
其中上形即可理解为薏苡果壳即薏苡果实的“护甲”；而其中下形作为单字就是“厶”字，也是薏苡字的衍化形。在这里似乎表现为在薏苡壳罩护下的薏苡果仁。而其所象征的，依然是姒姓族神罩护下的姒姓生民与其族神之间的族属关系。
所以，这个所谓的“虫”字所表，实为姒姓华夏族属。
“禹”字：
中的所谓“虫”形字素作此理解也更合义理：
而“禹”中下形：
实为“九”形。
代表姒姓华夏族属的所谓“虫”形，与代表“多”的九相合的“禹”字，其所表就是姒姓华夏诸部落。
而所谓“大禹”，则应是姒姓华夏诸部落的共同首领。
重申一下，上述所谓“虫”形：
其初始所表，应该是“厶”所代表的姒姓华夏族属与薏苡“护甲”所代表的姒姓华夏族神之间的族属关系。作为单字或可理解为“从”。
依此，“屬”字所表，比“属”的从属层级更多。
2023、11、30：
前文提到，从其初被描摹到文字创制期的到来，其间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薏苡果实、果仁、花卉、植株、甚至包括果壳等，应当一直被姒姓先民作为崇拜对象反复描摹着。其描摹出来的画符、文符，及其衍生形式应该为数众多，并且构成了文字创制期可资利用的基本字素。
在对这种情况有所把握的前提下，我们对中国文字体系中“广泛存在”的所谓“虫形字素”才会有超越“看似”的肤浅，而进入合逻辑认知轨道的可能——上述所谓“虫”形，在后世的确被认作或用为了“虫”字或“虫形字素”，而在造字先贤的眼中，这一文符表现的则是姒姓族群的源流关系。
清华大学的侯旭东教授，在其《字词观史——从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说起》中引用了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一段话：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116，1953年初刊，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2-73页。）
接下来侯旭东教授写到：
（原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4 期）
侯旭东教授在上文中，提到了「历史过程中不同层次的使用者使用实践中的“义”」的概念。这也是笔者迫切需要和强调的概念。
作为中国文字体系的创制者族群，夏人及其先民赋予了文字“本义”，而殷人除了沿用夏人族群赋予文字的“本义”外，还会有其对原有文字体系和具体文字赋予的、符合自己族群意识形态的“用字义”或“新赋义”。同理，周代、汉代，都会或多或少地加入一些「使用者使用实践中的“义”」
总之，以刻舟求剑的方式，去“锁定”字义的思维逻辑是要不得的。
作为果仁护甲的薏苡果壳之形：
即是护甲之“甲”字所本：
也是“六”字亦即庐舍之“庐”字所本：
从“六”即庐舍之“庐”的衍化过程：
可知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家”字：
相对于其最初的字形，大概率已经发生了变化。
作为薏苡仁护甲的“薏苡果壳”，其实才是最初的“家”字所本（下列“家”字面世时间虽然晚于殷商甲骨文，但其体现的，却是更早的夏人或夏人先民的造字理念）：
而“家”之本义，就应是源自薏苡果壳对于薏苡仁的“护甲”意义。
2023、12、03：
那么，“屬”字为什么会被后人认为“从尾”呢？
在下列秦简“属”字中例中：
可以看出，在小篆“屬”字中：
被理解为“尾”：
的字素：
在秦简“属”中为下形：
此形与下形甲骨文“米”字：
其实只是转了90°而已。
所以，此形大概率本表生民向族神所供之米，而后来被错误地理解成“尾形”了。
2023、12、21：
这里我们引入一个“彔”字：
《说文》释彔：“刻木彔彔也，象形。”
《六书通》“彔”字说文建首下即为仲驹敦字例：
其释云：“以下诸文皆以彔为禄字用者。”也就是说，在古文用字例中，“彔”基本用为“禄”。
而《说文》释“禄”：“福也。”
为人熟知的“禄”，是后世的曾经以“粟”或曰“禄米”形式出现的俸禄之“禄”。是朝廷发放给官员的“俸禄”或可谓之“福利”。就此释“禄”为“福”大致可通。
后面的分析将证明，“彔”其实就是“禄”本字：
那么，上述“彔”字字形，是否为“彔”之初文，它是如何体现“福也”之义，又是否本有“禄米”之义呢？
近人解“彔”字，一般解为象水井提水的“辘轳”：
比如《字源》释“彔”：
其实，时至今日，仅从“形似”而不从古文字的构形原理出发，去追寻文字本义，是此路不通的。
因为能以这样的方法追寻到文字本义的字例，已经基本为前辈学者搜罗穷尽了。更何况，很多以这种方法“释出”的文字，根本就没有追寻到文字本义。
这里的“彔”字，就是其中一例。
2023、12、22：
首先，上述“彔”字所含字素“凡”或字素“方”：
为可以证明的神主牌位字共有的“牌位标志字素”：
同为“师组小字类”的卜辞中，“方小王”（合20021）、“㞢（侑）小王”（合20022），与“凡小王”（合05030）、“㞢（侑）小王”（合05029）同现，显示“方小王”、“凡小王”似乎与为“小王”制作牌位有关。
而或含“凡”或含“方”的“帝”字：
则为确凿的神主牌位字——《礼记》曲礼下早已明确“帝”为庙中之主：
上述“方”、“凡”字素，在“帝”字中可以互换，卜辞用法又相同。足见其形近义同，应同表“牌位”义。
而其他同有上述“方”、“凡”字素的字例，也同样可证与牌位相关。
比如含有字素“凡”的“用”、“同”、“兴”：
比如含有字素“方”的“帝”“帚”“央”“方”：
（参见拙贴：翻译甲骨文为何难上加难？）。
甲骨文“用”字构形原理如下，为牌位“凡”与“卜”相合，会将占卜所得之“神谕”，用于对特定神主祭祀的实施。也就是“某卜”用于“某凡（某牌位代表的神主）”：
而下形“用”字，其“牌位标志字素”则以字素“方”替换了字素“凡”：
再次证明，“凡”、“方”同表牌位。
而“同”字，乃是以祝告者之“口”表示的在世生者，与先人神主（牌位）相合：会祝告者与先人神“合会”之义。这正与《说文》“同”字“合会也”释义相合：
“同”字初文本义，所表着重于人与神的“同在”。即所谓人神“合会”、“和同”。
而卜辞中的“兴”字无论是字形还是用字例，则都显示，“兴”字本义，为众手举起神主牌位（“兴后戊”、“兴祖庚”等等）：
“帚”在卜辞中表“王妃”，而根据构形逻辑逆推，其本字，应是被父权歪曲的“女帝”牌位字（其古音就是当时的“主”音），也是后世“帝”字所本：
“央”字则是牌位字素“方”与“大”相合。“大”字是上古时代对于国族首领的称谓而“大者牌位”必置中央，表“中央”之义的“央”字就此创制出来：
而下形之“央”其字素“方”变成了“凵”形，人们便更不认识了。于是解“门”者有之。解“枷”者有之：
其实，将“凵”理解为“匚”为适应文字构形需要所做的“角度调整”也就一目了然了——“匚”就是“方”——匚乙、匚丙、匚丁即为此用之例。
至于甲骨文“方”字，其构形原理如下，为牌位字素“方”与“刀”相合，会以木工工具加工制作牌位之义：
“刀”所加工制作的产品就是下形“方”亦即“牌位”：
综上所述，“凡”与“方”作为“牌位字”及“牌位字素”，已表现为“规律”性现象。而这种“规律”的普遍适用性，则已可以视作考察文字的一种“规则”了。
按照这一“规律”乃至“规则”，上述含有字素“凡”或字素“方”的“彔”字，也断然可以归入“牌位字”之列。
那么，其本形何象，初表何义呢？
2023、12、23：
前述的“规律”与“规则”，正是早年间唐兰先生所强调的甲骨文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28页）
根据前述“规律”、“规则”，含“凡”含“方”的“彔”字，已被笔者断然归入“牌位字”之列。但放眼望去，我们在古文“彔”字例中，似乎见不到“牌位”之形。而比起“牌位”，前述“彔”字，的确更像提水的“辘轳”：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要说到笔者总结的另一条“规律”了。
前文提到，“帚”字，是被父权歪曲的“女帝”牌位字。也就是说，父权占据绝对上风后，曾经对体现母系时代祭祀格局的文字，进行过有意识的否定、歪曲。比如“帚”字中的“女性神主”被歪曲，“告”字中的“女性神主”被颠倒：
而殷灭夏后，殷商统治者，则对体现夏后氏正统祭祀格局的文字，也进行了有意识的“颠倒压胜”。
对这种“规律”的认识，自然会使笔者对有夏人迹象的文字、尤其对可能是夏人祭祀文字的字例，就其是否曾被“颠倒歪曲”进行考察。
而本着这种“原则”，对上述“彔”字例试以“反正”后，其“牌位字”形象立即显现：
上述“彔”字颠倒后明确显示，其无一不包含：即有“薏苡果实之形”又有“牌位底座之形”的“姒姓神主牌位象形”：
这些字例之所呈现，如此“迎合”笔者的需要绝非偶然。只能说明笔者的相关分析和总结是正确的。
2023、12、24：
不过，按照正常逻辑，“神主”应该是“至高无上”的，而上述“彔”字例中，“神主”之上却出现了下形：
或可理解为下形：
而这些字素，其实都是表“米”的。
表“米”的字素，不合义理地出现在“神主”位置或其上方的原因，同样大概率是因为其字遭到了“压胜”。即由于字素位置变化尤其是位置颠倒造成的。
那么上述“彔”字的“反正字形”应该如下：
以上“彔”字反正诸形，均为“神前有供米”之形。其造字义理在于：以“供神之米”表“彔”即“禄”义。
这里联系一下古文“福”字：
“福”字乃酒尊或酒尊供于神坛之形。显然是表“供神之酒”的——“酒以致福”。（罗振玉、王襄皆有此释）。
那么就有供神之酒曰“福”，供神之米曰“彔（禄）”之逻辑。
而供神之酒与供神之米，最后是要由族众分饮分食的、且有分饮分食供神酒米有福之说。那么，后世的“福”、“禄”之说，最初都应是来自神享之余的。
《新甲骨文编》把甲骨文“福”字归入“祼”字例是不妥的。《说文》释“祼”：“灌祭也”。下列字例符合这一释义：
而前述甲骨文“福”字例与后世“福”字衍化路径清晰无误，将其列入“祼”字例已经不妥，而因将全部“福”字都归入“祼”字之列而导致其编竟无“福”字条目则更为不妥。
相比于《说文》释“福”“备也”，“酒以致福”更合“福”字字义文理。
而供神之酒曰“福”，供神之米曰“彔（禄）”，也正合中国语言文字所表概念，往往成对出现且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规律。
2023、12、25：
以上，通过对“彔”字构形分析，得出“彔（禄）”字初文本义为“供神之米”。而为人熟知的作为俸禄的粮食，其名曰“粟”。后人将“粟”理解为“小米”，而“小米”是否可以称作“供神之米”就令人质疑了。
《说文》释“粟”：“嘉谷实也。”并未说“粟”指小米。而“嘉谷”也显然应非指“小米”。
于是，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粟”字条有云:
《字源》也将“粟”与小米区分开来：
其实，“嘉谷”恰恰应是用来供神的，而“粟”字古文，也恰有“供神之米”的构形：
“粟”字“古文”字例有如下诸形：
其上部“神主字素”：
其实与下列“夏”字例
中的上部神主字素无本质区别：
所以，“粟”字古文可以“自证”，其为“供神之米”。
而上述字例中的“神主字素”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其本质都是相同的，都可以看出与薏苡果实及薏苡果仁的关系——即同为“姒姓神主字素”。
所以，“粟”字初文所表，乃是供奉姒姓神主享用的黍稷粱秫之属。
2023、12、28：
照此逻辑，“屬”、“属”之中下列字素：
并非表“尾”，而是表“供神禄米”的。
而将“屬”字：
中之下形：
说成是“尾”，或出于历史上有人（如有，则大概率为殷人）故意曲解，或出于后人的错误理解。
由此可知，“屬”、“属”皆不从“尾”，而同从于“尸”，其字形所表，都是由姒姓神主和其后裔层层呼应的姒姓族属。
而“尸”则是罩护着姒姓族裔的姒姓族神。
那么，以姒姓族神名号作为族称的“尸”，所指是哪个族群也就明确无误了——
“尸”，只能是姒姓夏人族群的族称。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