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第三回因为中学课文《范进中举》的缘故名闻遐迩，但这往往令人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这一回的开头周进也中举了。可以说，在作者的叙事语境里，周进中举是一个与范进中举一样重要的大事件。
相比之下，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周进写进学前的辛酸，写童生的不易；范进写中举后的荣光，写举人的难得。周进中举哭在前，写中举前的痛苦；范进中举疯在后，写中举后的快乐。
而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可怜的，因为他们都将自己的全部人生押注在科举上，投入到追求阶层跃迁的荣身之路中；他们又都是幸运的，成为了这场豪赌最终的赢家，人生的平步青云、登峰造极在那一刻全部实现，他们用“修成正果”证明了科举的意义和价值。毫无疑问，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励志大片。
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呢？他不是反对将科举作为唯一的荣身之路吗，为什么要如此写士人通过科举改变命运，这是变相地鼓励人们追求荣身之路吗？
我认为这就涉及到我们如何理解整部《儒林外史》的问题。
的确，从表面上《儒林外史》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人物故事穿缀而成，然而作者绝不是简单地列举铺陈，他的每一个人物出场都有潜在的表达意图，而整体上则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读书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如何追求个体人生价值的痛苦纠结和深深反思。可以说，这是一场发自灵魂深处的关于人如何成为圣贤的思想实验。
从楔子端出“荣身之路”和“文行出处”两个矛盾对立的概念之后，作者就开始铺陈现实中的儒林世界——一个由科举定义的阶层社会，让读者看看许许多多现实中的读书人是如何为了荣身之路而毁掉文行出处的，并由此展开思考和探索，读书人能做些什么，或者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像圣贤一样影响、改变、拯救这个世界？
山东汶上，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社会阶层与等级的概念深入人心，老童生周进的故事说明，如果不读书、不科举，谁都将不由自主地处身于社会既定的歧视链中，举人看不起秀才，秀才看不起童生，有权有势有财的看不起一穷二白的老百姓。普通人只有读书和科举，才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广东南海，范进中举的故事说明，一旦荣身之路走通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是怎样的人生疯狂，又将迎来怎样的人生荣光。所谓阶层跃迁，不仅是等级秩序的精神荣耀，更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收获。这其中的巨大差距轻易地让普通人迷失自我，遑论什么仁义道德、文行出处。
从周进到范进，从孔孟之乡到南蛮之地，科举之风席卷大地，这个世界的正面色调就是由科举的荣身之路定义的，这是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如果不考科举，又会怎样呢？
广东高要，严监生用血泪结局证明了老童生周进所受的歧视不过是人生寻常，纵有万贯家财，捐来的监生仍然只是社会下层，面对来自上层的欺压，他的心中永远郁结着难言的跃迁渴望。而严贡生则以另一种形式证明了荣身之路所界定的阶层差异有着怎样的威力，当读书人不再讲文行出处，儒家的纲常伦理将成为他们道貌岸然的武器，而当他们的聪明才智全部用于作奸犯科时，世界将是怎样的可怕。
有没有避开科举实现个人荣光的终南捷径呢？
浙江湖州，从科举场上铩羽而归、意兴阑珊的二娄兄弟，凭着豪奢的家财做起了战国公子的美梦，成不了千里马可以改行当伯乐吗？不，即便他们有当伯乐的资本，可这个读书人被荣身之路束缚一生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什么千里马了。战国公子的潇洒风流只能流传在故事里，现实世界大多时候是虚伪庸俗和乡愿市侩的。
小说到这个时候，作者借马二先生之口说出了世界的真相：纵使孔夫子到了如今，也免不了要科举的。这不是因为当世推崇八股，而是因为想做官就只有科举一条路可走，而孔夫子是要实现政治理想的，势必要做官的。做官终究只是手段，有人做官为生民立命，有人做官为万世太平，有人做官为荣华富贵财富自由，有人做官为光耀门楣阶层跃迁，殊途最终同归一路。
接下来，杭州，扬州，南京，三个穷苦人家出身的年轻人再次用自己的故事证明这个世界的荒谬。
以匡超人的家境本来连科举的最低门槛都迈不过去，但一连串的福星高照、得遇贵人，匡超人也光荣地跻身“头巾”行列，实现了初步的跃迁。然而当他进一步见识儒林这个广阔的世界时，才发现人间有无数丑恶的灵魂在引诱他；待他最终离开故事的那一刻，读者才发现，在功名利禄的欲望诱惑下，这个曾经也表现得温良恭俭的读书人，已经卑劣无耻、忘恩负义到何等地步。
牛浦郎则是匡超人的另一面。没有正常的科举途径，牛浦郎想戴上头巾就只能靠鼠窃狗偷、招摇撞骗。这个世界欺世盗名、浑水摸鱼者何其多也，荣华富贵、风花雪月何其诱人也，于是不但有赵雪斋、景兰江之类的伪名士，更有牛玉圃、牛浦郎之类的假名士，纵使实现不了跃迁，也要过把上层社会里沽名钓誉的瘾。
鲍廷玺本是秀才的儿子，却因家贫被过继给梨园行的鲍文卿；本能继承鲍的衣钵与家业，却在继父死后被继母逐出家门；本已得到当幕友的亲生大哥的提携，却刚握手即阴阳两隔；本该坚守初心学习鲍文卿的人品美德，却在贫穷和潦倒的压迫下拜倒在贵族公子的阶下，苟颜承欢……
在满纸无声的嘲讽和戏弄背后，在对形形色色的士人进行无情的人性解剖的背后，我们看到作者深深的失望和忧伤。从贵族以血缘门第划分等级，到儒家知识分子以道德精英自诩，这固然出于统治者政治诱导的动机，但其中分明包含了一代又一代儒家士人的不懈努力。在等级森严但又充满流动可能的科举时代，几乎每个人都有实现阶层跃迁的可能，然而这种阶层跃迁所导向的价值观却带来了巨大的道德滑坡。如何拯救这个堕落的世界？
吴敬梓祖居草堂书房有一副对联：“秀才天下为己任，还期不朽著功名”。作者在接下来的故事里，正是以这种天下己任的胸怀，借助儒家对于圣贤道德不朽的期待和追寻，尝试各种不同方向的思想实验。
吴敬梓的家世颇似小说中的杜家，吴敬梓的生活也颇似杜慎卿、杜少卿兄弟，若论世家子弟的积极入世，纵使不去科举做官，但像青年杜慎卿一样独善其身地自得其乐显是有悖圣教，而像青年杜少卿一样不分皂白地挥霍无度更是有乖伦常。所以杜慎卿的结局还是入京应举走上了常规的荣身之路，而杜少卿（也许就是隐喻的作者自己）则走上了追求礼乐教化精神洗礼的圣贤之路。
在江苏南京，这个吴敬梓最为热爱的、在《儒林外史》后半部中反复提及的城市里，一群在野的读书人陆续集聚，他们拒绝与荣身之路同流合污，开始身体力行地实践他们的礼乐梦想。
迟衡山常年只教书，不科举，因为他痛恨读书人只讲个举业，即便中举做官了，对社会民生也全无益处，对着礼乐兵农全然不问；
杜少卿装病拒绝征辟，到手的官也不去做，甚至完全绝了做官的念头，因为他认为做官不过是功名富贵，做不出什么圣贤成绩，反惹世外高人耻笑；
庄绍光年少成名、才华横溢，却坚卧烟霞、淡泊明志。得到浙江巡抚的推荐，进京面圣，然只为当面辞谢；得到大学士的笼络，收之门下，却勇于严词拒绝，究之原因，天下多小人，而“我道不行”，只好乘桴浮海、归隐山林了；
虞育德襟怀冲淡，随分而安，虽然内心深处也不喜八股，但遵从世俗规范读书应举；五十岁中了进士，却被朝廷认为年纪太大，只能做个散官闲职。对于风流儒雅的贤人，他礼遇厚待，对于品行不端的俗人，他宽容理解。他对人对己都不苛责，却自自然然地实现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真正以中庸正道的品行影响了身边所有人。
正是这些拒绝了荣身之路的贤人，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对于杜少卿则是最后的家产），共同兴建泰伯祠，组织了一场多达76人的大型祭祀活动，希望通过习学礼乐，培养儒家人才，有助于政治教化。然而作者毕竟也知道，这不过是读书人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这样的盛事可一不可再。到了后来，这场祭祀成为不朽的传说，不断被后人提起，然而它所象征的那些意义，却随着泰伯祠的朽败凋零而风流云散了。
那么，能不能做点更加实际、更加具体的事，向社会传达礼乐兵农的正面价值呢？
郭孝子和萧云仙，两人同样地恪守孝道，同样的武艺超群，然而因为对这种正面价值的理解不同，两人选择了不一样的路。
郭孝子为寻找自己曾经叛变投敌接着隐姓埋名的父亲，走遍大江南北，耽误了半生光阴，尽管他的故事和孝道得到文人儒士的赞颂和传扬，然则这样的辛苦却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白白枉费了自己原本可以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的有用之身；
萧云仙听从郭孝子和父亲的劝告，放弃尽孝，投身疆场。这与荣身之路追求阶层跃迁和功名富贵不同，毕竟为国家为百姓做了有意义的事。然则尽管他收复青枫城立下奇功，并在青枫城兴水利、劝农桑、办学堂、教读书，以礼乐兵农短暂地实现小国寡民里的太平盛世，但却遭遇了朝廷的无端指摘，弹劾他兴修城建花费过多，勒限追补。
萧云仙的故事让人重温“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的汉唐文人英雄梦，然而汤奏的故事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科举时代这种英雄梦的虚妄。金狗洞匪苗一案，汤奏用兵如神大获全胜，然则功成之日也是问责之时。究其原因，显然是与他面和心不和的同僚雷太守暗地掣肘，雷太守者，进士出身也（而他的兄弟高要县知县汤奉庸碌无能，偏是文官得以官官相护）。
小说到这里，所有向善的尝试都失败了，这根本是一场命运的无情嘲弄。
不追求荣身之路，人生就在等级森严的阶层环境里受欺辱、遭蔑视；而追求荣身之路又是一个艰难无比的痛苦旅程；当一个普通人沿着荣身之路向上跃迁，就会发现整个上层世界的庸俗、肮脏、无比黑暗；而退而求其次，独善己身也做不出什么对社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礼乐教化只是乐观幻象，道德苦行亦不过是虚假妄想，纵使脚踏实地，那些兵农功业在荣身之路面前也是一文不值，遭受无情的碾压……
读书人想凭一己之力，影响、改变、拯救这个世界，修身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这大概是儒家经典给予他们的最大的幻想。时至明清，面对庞大的集权和固化的体制，以一己之力影响这个世界，哪怕是想象，作者也想象不出这样的圣贤。世界终究是他们的，读书人唯一能做好的只是自己。
最后的故事或许就是这种心态的书写。世界依旧是那么绝望，五河县、翰林家，国公府、来宾楼，无处不在的利欲熏心、趋炎附势，随处可见的附庸风雅、招摇撞骗，哪怕是妓院里的一个迎奸卖俏的小妓女，也无时无刻不做着凤冠霞帔的黄粱美梦。屈身期间，余氏兄弟、虞秀才甚至凤四老爹，他们做人处事不再迂腐、执拗，而是凭着自己的能力、趣味，随机应变，在乱世之中寻找一份诚实、清醒、悠然自得的所在。
一整部《儒林外史》，一番沉重的思想实验，结果是作者对阶层跃迁、经世济俗，对礼乐兵农、圣贤之道，对所有主流的价值观的深深失望。最后的时刻，他只能拿起中国文人千百年来留存心底的精神武器，以出世和归隐的道家精神谱写一曲理想挽歌，为自己的人生寻找一份内心超越与灵魂安宁，最后的市井四奇人正和楔子里的王冕一样，藏叶于林，大隐于市，在生活的独立自主中追寻精神世界的富足、诗意与自由。或许这才是普通人在这个芸芸世界里真正的自我救赎和超越之道。
对于读者，一部伟大的小说，就是一个鲜活的人生比喻。故事不是教我们解决生活的难题的，它们不过是一剂发人深省的良药，在富有诗意的率真、富有睿智的洞察、富有生活激情的想象和希望下，它们将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生活、不得不面对的心灵昭然揭开，而这，正是小说作为人类艺术最伟大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