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名反对
的图样答案。你以为一行三会合并只是为了削弱中堂实权吗？且看我慢慢分析。以下截取自2016博鳌亚洲论坛，王波明同中枢金融官僚和市场参与者的对话。 主持人（王波明）：欢迎各位来参加今天最后一天一个比较热门的题目：“闯祸”的杠杆。我先介绍一下在座各位嘉宾。今天我们有三批人：
第一批人是高西庆先生和李剑阁先生，这两位都是中国早期证监会主席，所以都是咱们资本市场的监管者。应该鼓一下掌。
第二批人我们的学者，财政部前科研所所长贾康先生，人大金融研究所所长吴晓求教授。这两位都是对资本市场有很多研究。我也注意到贾康先生前一段时间已经发表过文章，就是关于去年股市波动的看法。
最后一批人，市场的参与者。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哈博士曾经也是中金公司的。还有一位海外的朋友，加拿大养老金投资委员会国际部总裁Mark MACHIN。中文名字是马勤。管理2800亿美金。
对于这个话题，作为我主持人也可以进行评论。作为资本市场的监管者，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最早的成立是1992年，是跟台上几位先生有关系的。1992年7月份，当时李剑阁先生在总理办公室工作，安排了我们给朱总理做了一次汇报，就是关于中国监管体制应该怎么做。当时股票市场归人民银行管，我们当时提出来还是应该建立一个独立的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当时朱总理还不是太感冒，说市场也不大，人民银行管就行了，当时他兼人民银行行长。后来还是觉得很有必要。没有想到7月份刚汇报完，8月10日深圳就发生了认股券暴动，我记得8月末、9月初，李剑阁先生受总理委托找到我和高西庆，当时在北京京轮宾馆。说总理听了你们意见，准备筹办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说你们去写报告。我记得还说了一句，这个事是你们提出来的，谁也不准说了自己又不进去。从那个时候出报告，到1992年，就两个月时间。你说那个时候效率有多高。证监会怎么来的也是跟今天主题很有关系。
进入正题。博鳌亚洲论坛要讨论杠杆惹的祸。第一个问题给在座各位嘉宾，去年这个事大家也都清楚，发生了股灾，最后政府动用了上万亿资金来进行了救市。我问是不是杠杆惹的祸，你自己认为到底去年股灾是什么原因？从高西庆高主席开始。
高西庆：首先得抱歉。因为我等会儿赶飞机，我说完待会儿要先走。杠杆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就跟证券市场别的工具一样。本来人类创造工具，杠杆是人类发生的伟大工具之一。什么人拿着用都一样的。就好像发明的枪，扳机就是杠杆，枪有白军的枪，有红军的抢，不能说白军的抢能用，红军的枪就不能用。这是不对的。出了问题首先是杠杆是什么人用的，怎么用的，怎么管的。因为工具嘛。恐怖分子拿着枪，屋子里一扫就把好人全打死了。你要说市场发生了什么事，不管08年美国市场发生重大危机也罢，还是去年中国市场发生危机也罢，杠杆只是一个表象，重要的在于东西怎么看的。对成熟的市场，各种金融工具的监管都是有一定之规的。既然有一定之规，美国管的这么严格的市场怎么也发生问题？说明人类对工具的控制力、对它的管制力还是有不够的地方。但是不能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块说。你这个工具的使用方式跟人家是不一样的。
我们先弄清楚这个杠杆是怎么出来的。现在听说杠杆又开始上涨了。去年说由于杠杆出了问题，我根本不相信。中投公司下面有一堆证券公司，说不行，出了大问题了。市场前几个月涨160%没出问题，才降30%就出大问题。说杠杆很严重。1：1的杠杆。他说已经1：5、1：10了。那这是谁的问题？第一，管制规则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管制规则说了只能1：1：那规则执行了吗？执行了。证监会我这儿执行的很好啊。那哪出了问题。现在说各个监管机构之间说反正不是我这儿的事。那谁的事？说明你这个管制方式是有问题。你的覆盖率不够。所以现在有说一行三会要合并起来，因为有这么大空档。我说你还没有弄清楚哪出了问题，你合并起来之后。历史上有很多次合并，一个部底下的局各干各的事，照样没用。所以先要弄清楚到底什么地方出了事。法律的两点：第一个是覆盖面，一个是严格执行度。现在这两者都没有到。覆盖你也不知道覆盖到哪去，你也不知道谁的问题。这和我们公共治理机制是有关的，和我们监管资源配置有关。如果我们监管弄清楚什么事，知道什么责任在他哪。然后说我的资源配置只做这个事。证监会权力不能太大。证监会有那么多资源配置权力，当然很自然就会把精力放在资源配置上。证监会的人一点都不笨。证监会人的聪明程度比任何都不差。但是他的兴趣不在这儿，各方面机制压力不在这儿。说你要干一件事就抓坏人，然后别的事不是你的事，这样轻轻松松好得多。市场出问题，大家说怪谁，现在都不知道怪谁，骂谁的都有，这就是有问题了。
主持人（王波明）：说了半天杠杆没有好人坏人之分的杠杆。去年股灾是杠杆造成的，你刚才解释了杠杆的问题，那到底成因是什么东西？
高西庆：我说你还没有弄清楚成因。我一直鼓吹，在人大提案就提，我说政府应该找一个中立的，监管部门也罢、证券公司也罢、投资者也罢，都有自己立场。你找一个机构，比如吴晓求，让一个机构，你们来调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现在都说是杠杆的事，又说是外资的事，又说是衍生工具的事，都在猜。连数字都没有。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证券市场的数字基本上还是保密的。美国市场上好几次大的危机，尤其87年那次危机后，我手里大量报告，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出了一大堆报告。整个市场的数字，只要一过这个时点就是公开的。现在应该把数字拿出来，现在数字拿不到。由全国人大或者哪授权，让这些人来研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再说是杠杆问题还是不是杠杆问题。是哪出的杠杆。是银行系统还是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还是真的像他们所说根本跟这个没有关系，全是谁都管不着的普通老百姓的。那中国普通老百姓有那么大力量吗？
主持人（王波明）：你就是说这个问题现在不清，必须欧一个独立机构再做一个调研。搞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去年的问题。
高西庆：是这样。
吴晓求：首先我说高西庆刚才讲的是非常重要。1987年那个黑色星期一之后，美国人到现在还在研究。就研究那个时候为什么突然间从大箫条以来的50多年时间里，全球市场包括金融危机的都没有出现这个状况。花了很长时间研究1987年黑色星期一的原因。从国会开始到教授、到研究机构。我们也试图对2015年中国股市危机也想做一次系统的研究。但是中国国情不同，的确有一些东西你不知道。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出现这么大波动，我认为需要非常科学、严谨的、材料详实的剖析它。剖析它不是追究谁的责任，目的是完善这个市场，是要使得中国的市场等开放之后成为了国际金融中心之后，不要再出现这个事了。所以那次黑色星期一之后，才会有熔断机制出来，才会对程序化交易的某种限制。我认为我们也要做系统思考。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中国要对这类事件做系统的思考应该存在着障碍。当然我们有些交易数据还是可以找到的，包括资金规模也可以找到。但是有一些非数据化的东西实际上很难找的。在我们有限的信息方面，完成了这一次的股市危机的一个系统研究，这个报告已经出来了，叫《股市危机，让历史告诉未来》，这个题目比较有意思。
主持人（王波明）：谁做的？
吴晓求：我做的。我牵头带了大概有十几个教授做的，做了大概有4个月。这个报告应该说做的还是不错。特别是对过去像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包括日本的泡沫经济，包括纳斯达克市场危机，包括东南亚危机，包括2008年危机，特别是2015年危机，这个我们做了系统的比较。尤其是政府怎么干预，进行比较。我不展开这个事。
我想说的是，在我们研究中这次的危机我认为几个原因还是非常明确的。第一个，我们赋予我们这个市场太多的功能，我们把它功利化了，我们以为这个市场可以解决我们碰到的很多问题。实际上这个市场没有那么大功能。首先要看这个市场是干什么的？要赋予太多功能以后，它会变形。就像一个人本来没有那么大能力，你给他那么大责任，他就变形了。要正确理解我们市场的功能究竟是干什么的。实际上早已定义，我们市场就是一个财富管理市场，解决不了其他问题。第二，监管者的角色究竟是干什么的。监管者目标是干什么的我们过去相当长时期把监管者的功劳、成就和市场是否成长，指数做某种程度挂钩。如果在你任上，指数下来了，你就属于失败或者不合格的。在你任上，指数上来了，你就是合格的。这个实际上有问题。就是监管者是一个清道夫。第三，我们制度层面。像杠杆，我们对杠杆的运用是顺周期的。这个很要命。因为他是抵押，抵押物随着价格上涨，价值在上涨。他可以抵押出来的资金量在增大。实际上我们机制本身已经赋予了它杠杆。实际上我们要建立一个逆周期杠杆。这个非常重要。你要是顺周期，这个肯定会出现大事。
所以我们还是要很多要正本清源，我们发展资本市场已经20多年了，实际上我们对这个市场究竟想做什么，实际上还是缺乏深度的理解。这个很重要。
贾康：主题上我想说的比较直率一点，我认知框架跟李剑阁主席认知框架高度一致。但是我觉得似乎认知可以再多一点。去年股市往上冲的时候，有非常明显管理部门的意图要把他做成牛市。当时看到迹象往牛市发展的时候，有一种说法希望它成为一个慢牛。有种种证据表明我们官方通过媒体是怎么样推这个的。时间关系不展开了。到以后出问题了，杠杆是非常非常表象的。在其中起到一个推波助澜作用。所谓国家牛市是违背规律的，人造牛市。
这就要说到了，王总问根本问题在哪儿。我直截了当说根本在于我们管理部门对股市的认识从哲理层面要反思。哲理出现偏差。他总认为牛市好，熊市不好。我理解股市就是一个直接融资场所。它的好与不好，最关键因素是它这个制度是不是公正，是不是能够最大限度打击内部交易，然后发挥资源配置作用，这就是好了。他到底表现为牛市还是熊市，如果符合规律的话，无所谓好坏。当然从股民感受来看，大家总是觉得牛市有发财机会。
去年第一个链条就是因为哲理上有偏差，所以国家牛市背景实际上是里面，我们公权作用推动的一个人造牛市。
在关键的时候，他给出了权威人士的信息，引导大家觉得还要往前牛很长一段时间的。当时说到的政策牛、资金牛、消息面牛、改革牛，都有一定道理。但是缺少了一个最关键的牛，经济基本面牛。那个时候经济明显下行，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这个牛是牛不起来的。这个角度你要想推动变成慢牛，实际上就是违背规律的。这种作用之下，所谓人造牛市实为猴市，上窜下跳的猴市。在羊群效应下，人们争先恐后进来。剧烈的上窜下跳会很快把动能耗尽。人造牛市实为猴市，速成熊市。27、28个月几乎腰斩，社会代价不客气讲是非常沉重代价付出。这种股灾式的大震荡过去在其他经济体屡次出现，中国也有类似情况过去出现，但是这次教训应该算是相当沉重的，值得非常好的反思。我认为第一个环节，我们的公共权力持有者，是不是从哲理上好好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接融资的场所这个股市怎么理解它的功能。如果我们把数据做了处理，如果从100多年来看，股市就是一个慢牛。美国股市上100多年收益率是7点几，接近8，不是一个慢牛吗？他比其他常规投资还要高出一点。但是那个是长期的表现，你如果刻意追求某一个阶段在我任期内表现出政绩，政绩跟股市走牛联系在一起，很可能就是一个危险引导我们犯错误的误区，我这个算说的比较直率？
主持人（王波明）：相当直率，会有些人感觉受不了。现在把这个事进入到市场参与者，你们怎么看去年的问题，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哈博士你来。
哈继铭：谢谢。我觉得杠杆就是借钱，就是举债。有两个杠杆。一个是狭义的杠杆，就是股市上的杠杆导致去年股市的暴涨暴跌，但是更重要的是广义的杠杆，就是整个经济的杠杆。股市上的杠杆打死了也就是几万亿。但是我们经济整个债务有多大？是GDP的250%。差不多是170万亿人民币。因为在过去这么些年来，中国债务率，广义杠杆率不断上升，从07年100%多，上涨到去年250%。在这么一个杠杆率大幅上升过程中，它其实隐藏着一些金融风险。有许多债务是不是能够及时偿还，是不是最终能够得以偿还，都成了问题。但是我们又是要推动经济增长，怎么办呢？于是在这个大的框架下，觉得应当是多发展股权融资，而不是依靠银行贷款，依靠信用市场再来加杠杆。所以我觉得去年股市上涨背景可能跟这个大的广义的杠杆率过高有关的。
一旦形成了管理层对于股市的推动以及官方媒体对股市的推动之后，市场往往会出现一些不理性的现象，于是小杠杆，狭义的杠杆也嗖嗖地往上窜。在这么一个背景下是股市暴涨暴跌的根本原因。但是人们可能会问，你这个广义的杠杆为什么短期内增长这么快？从占GDP100%多一点到250%，我觉得最根本原因还是追求不切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们吸收经济增长一定要达到什么什么水平。地方政府也是不断推动经济增长。所以就会出现大量企业大量从银行借钱，发信托，从债券市场借钱。出现这种现象实际上根本原因还是为了追求一个不太切合实际的，不顾金融风险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于是到了今天我们回头看，债务率占GDP250%，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最高的。也许比有些发达国家低。但是发达国家的老百姓财富要比我们大很多。比如美国老百姓财富占GDP6倍，中国2倍多一点。所以你不能拿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率和发达国家去比。你要和可比的对象比，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债务率是全球最高。中国企业债务率占GDP150%多，更是全球之最。
不仅债务水平高，如果未来5年每年平均增长速度6.5%以上，而不通过改革，只是通过过去推动方式。2025年GDP将达到GDP的340%。这是一个最大的风险。除了绝对水平高之外，还有一个国家的增长速度，增长速度一段时间过快的话，依然会导致很大问题就是动态的来看这个问题。如果看一下08年到现在，中国债务率从150%上升到250%左右，上升接近100个点。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国家过去债务率按照这种速度增长的国家，无一例外之后或者经历了金融危机或者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停滞发展。这也是血的教训。当然我们中国通过改革创造奇迹这是可能性完全有。但是我们得要做。如果依然说通过干杠杆，去年加杠杆炒股，今年加杠杆买房，明年加杠杆买什么，我们似乎用加杠杆方式去杠杆，去不了杠杆，杠杆率越来越高。对王波明的问题，我本质的回答就是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盲目的追求可能是真正的祸根。
主持人（王波明）：去年这个问题，改革牛的说法怎么出来？当时按照正常经济条件来讲，市场肯定是一个过多的被推高了。但是改革牛是什么意思呢？使我们要通过改革释放出一个特殊的红利。所以按照你的正常的市场，那是解释不了了，还可以往上涨。为什么说4000点是牛市的开始呢？是因为有改革牛释放了一个特殊的红利，使你们这些做经济研究的，是不在你们正常模式里头的。所以这样的话，股市还可以往上涨。改革牛为什么去说呢，是因为这个道理产生的。
Mark MACHIN，你对去年中国股市有什么看法吗？
Mark MACHIN：对于去年股灾的判断和哈博士的判断是一致的，作为我们养老金是长期投资者，几个月的波动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影响。作为投资者来讲，我们这么多年经验表明你要找时点是非常难的，几乎不可能。所以我们要做价值投资者，我们永远去寻找有长远价值的，业绩非常好的，管理非常完善的，有价值的这些公司的股票，而不是去找时点，时点是找不准的。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问题，对于很多其他国家来说也是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我们有13亿QFII资金配额，我们也在中国市场做了大量投资。我所担心的恰恰是刚才哈博士已经讲过的，就是监管者好像是在找时点。好像是在过份追求一些数字。好像是在为国有企业一些行业的改革，好像是在制造一些推动的力量。给予了股票市场一些他不应该承担的功能。使得整个的经济增长的重任或者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重任、功能落在股票市场身上，这个是不合适的。
刚才哈博士也提到了中国不是唯一的这样的国家，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有这样的做法，而且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做法，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或者通过其他的政府操控的方式来解决一些问题。世界上很多的国家也是通过零利率或者货币贬值的一些方法来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而这些做法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可行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政府反复讲要去杠杆化。但是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一定要非常谨慎。
股票市场来说，对于散户投资者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长期机构投资者来说，股票市场一时的波动倒不是太大的问题。
我们在座很多都是同行，其实散户所反映出来的一些情绪，散户基本上都是在找时点，高的时候卖，便宜的时候买。但是这个时点永远都是找不准的。这是一种不专业的投资方式。而这个又是一个双向的市场。一旦你关闭其中一个方向的工具的时候，整个市场就很难平衡。谢谢！
为什么要救市？是因为之前股票大涨之后暴跌。为什么会大涨？大涨也是跟政府有关，也是跟监管当局有关。那个时候一个劲往上推。结果又来救市。得不偿失。我算了一下，2014年股市起来那一当头，一直到股市泡沫爆掉后，IPO也停了，你算一下IPO增发的资金加起来还不到1万亿，但是你光救市用掉2万亿，何苦呢？实际上得不偿失。这个可能还是监管部门没有真正的去执行三中全会所说的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么一个精神。说的时候是一套，做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套。所以我觉得中国可能，让我这样搞经济研究的人、搞政治分析的人是很难把握的。有时候他说的不做，而做的他不说。
贾康：刚才我其实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政府合理的对股市的认识就是要想透这是一个直接融资的场所，政府该做的事情就要维持他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这是制度供给。而且是要制度自强。光是指责说是这里面有什么恶意的行为，其实体很难清晰地界定。什么是恶意？什么是善意？反正都是逐利。这里面你尽可能说清楚什么是正常交易、什么是内幕交易，你把制度尽可能做的周全起来，政府之责就做到了。你政府费很大力气分析什么是善意行为、什么是恶意行为，很难清晰。实际是助涨寻租。很容易出差错。还是要清晰界定什么是内幕交易，一开始粗一点，慢慢越做越细。制度自强做到一定程度，我们在这方面就越来越有信心，正面功能可以更好发挥。一些负面功能也要承认他可能会存在，带来一些社会不满，可以尽量压低到尽量低的限度。反正这一次被称为股灾了，但是没有人说把股市关掉。邓小平早年可是说了，他说允许看，但要大胆的试，试了不行，回过头还可以把它关掉。关也可以分两种方式，一次关掉或者分布关掉。说得无非就是把反对派逼到墙角，一定要让我试一试。哪怕到这么一个不令人不愉快，也没有出现说要关掉。怎么样制度自强，有效制度供给，攻坚克难，破除在里面混杂的各种各样不良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正道。
主持人（王波明）：善意做空、恶意做空这实在理解不了。都是为了赚钱，你赚钱了就是恶意，而且就要惩罚你。这个不是一个法律定义。这是一个形容词。
李剑阁：你们刚才说的一个问题，不能用道德标准代替法律标准。其实只有合法和非法，没有善意和恶意。这个是坚定不移的准则。我们在市场所有的监管就是以合法和非法来划定。
我觉得去年有一个问题，股灾发生以后。王波明也提到救市，有关方面提到说中国的救市是非常中国惯例的，是我们该做的。但是后来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救市他确实可以举很多例子。一个举美国例子，一个举香港例子。第一，该不该救？什么情况下该救？怎么救？由谁来救？如果用这几个标准，四句话去问一下。我发现去年我们没有一件事符合国际惯例。我专门和各方面人士交换过意见，包括和香港当年监管的人士也交换过意见，去年像中国这个救市，由监管部门带着一批监管对象去救市，就相当于裁判带着特定的运动员去踢球。这个球是没法踢的。他吹哨，让你进球就进球，让对方不进球就不进球。这个球就没法提了。如果说国际惯例，我认为举不出任何一个国家救市这样的例子就是由监管部门带着监管对象救市的。美国根本不是。
主持人（王波明）：这个国际惯例我确实也查了。没有一个市场在历史上就直接拿钱直接买市场，这个没有。
李剑阁：美国一般是美联储出面，SEC根本不参与的。香港的救市，我在证监会到体改办过程中，1998年，当时是什么情况呢？香港的财政司带着金管局几个人，极小范围作出决策，而且这个决策过程，证监会是不知道的。而且证监会知道以后是非常愤怒的，认为政府不该进去的。是这么一个历史过程。所以用香港的例子来说明去年我们救市的合理性是没有说服力的。现在动不动就说国际惯例。包括会前我们讨论的注册制的改革，有人说按照全世界没有注册制，也用国际惯例来说事。幸亏现在互联网时代，国际上的事大家都知道。不要有的人出来一说就把大家吓住了，实际上大家很明白，有的事糊弄不了。谢谢！
Mark MACHIN：我还是全面同意各位的意见，在全球也会有各样的例子在极端的情况下干预市场。1999年的时候，当时香港政府大规模的抛售，对那个事情我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我们也参与了。还有美国政府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救市也带来了一些系统性的风险。韩国、日本、台湾，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我们和市场打交道正确的方法。中国应该像哈博士说的，离市场远一点。当然这个需要很大的勇气。包括IPO注册制。我知道现在暂时终止了这个计划，但是我希望这个计划重启，让市场供求来决定最终的价格。只有这样，市场才能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发挥正确的作用。如果市场可以自己管理IPO供应的话，这将是非常完美的一种情况。只有这样才会有双向的做市，大家可以在供给侧、需求侧去参与市场，而不是一个仅仅是在买方市场上对于定价产生作用。这样的话，市场就会有更完美的定价。
吴晓求：在中国发展资本市场还是非常困难的。你稍微想想看，我们的功利性太强。这个市场承受不了这个功利性。有时候我会说一句话，再加上我们的文化有时候也很资本市场冲突。资本市场从金融机构系列来看，他是非常高级的系列，和银行、信托比，是非常高级。要求整个社会环境相匹配，中国社会环境和制度所要求的要素有时候有相当大的差距。比如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透明度，这是它生命的根基。当社会没有透明度的时候，你要求资本市场有足够透明度，非常难。因为大系统透明度不够，要求小系统有透明度就很难。
我经常有一句话说一句话，在中国发展资本市场就如同在旱地里面种水稻。非常难，所以我们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发展。可是中国没有资本市场是不行的，这涉及到我们金融功能是什么？金融功能最初是融资。给企业、给社会融资。实际上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最重要的是财富管理，是风险的组合、风险的匹配。我们说衡量一个国家金融有没有进展力，已经不是看融资能力，是看财富管理能力、风险匹配能力。这些是银行所不能提供的。只有资本市场能够提供。旱地里种水稻，让你别种又不行，你还要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不是靠一个强大商业市场，是靠一个资本市场。没有资产支持，人民币国际化是实现不了的。这是为什么要资本市场。虽然很难，但是要发展。
我们怎么发展，包括碰到困难怎么办？我原则上同意刚才几位讲的，我们政府离市场要尽可能远一点。伦敦是世界上最国际化的市场，而且伦敦的市场跟英国经济不匹配，可是他是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伦敦市场执行了一个坚如磐石的契约精神，这个我们要学习。当然这个并不意味着政府完全不顾市场。也就是在一些特殊的时候，特别它的市场规模大以后，影响了这个国家金融体系安全以后，这个时候我认为还要有适当的方式干预，可以用信息披露的方式。像格林斯潘那样我可以给市场提供无穷的流动性，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提供。这样市场就稳定了。你给人们信心。要不然你直接救助某几个机构。中国走了第三条道路，直接买股票。这个要看情况。在特定危机来的时候，的确政府需要给市场一个稳定的预期。第三，明确是监管者，而不是救市者。我们有时候把监管者和救市者混谈。证金公司不能成为一个盈利主体，怎么救是很难的。特定的时候要救，但是怎么救能达到公平，这是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监管者就做一件事，确保市场的透明度。如果市场有内幕交易，有虚假披露、操纵市场行为，不管市场跌还是涨，都要查处。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不和市场走势有关。不能说市场涨了，即使他违规也不查，这也不行。把这个情况要分开。当然中国发展资本市场比英国、美国要艰难。
我再补充几个新闻
以下摘自吴晓求的股灾报告
政策建议(做好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基本方向不能变
中国是一个大国，必须构建与大国经济相匹配的大国金融。中国大国金融的核心标志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和资本市场的国际中心地位。发达、透明、具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资本市场是中国大国金融的基石。中国现行的金融结构离大国金融的目标相去尚远，中国金融结构最根本的缺陷在于不断累积风险，分散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差、财富管理的功能弱，表现于银行类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比重高、证券化金融资产比重低，这样的金融结构潜伏着巨大风险，既不可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大国金融，也不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改革现行的金融结构唯有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要深刻认识到中国发展资本市场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要充分尊重资本市场发展的内在规律，要缜密设计、循序渐进，不可一蹴而就，过度、过快透支金融结构性改革红利。不能因为出现了危机我们的改革就停止，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方向不容质疑。
在基本制度方面，要继续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
彻底改革现行的，实质上是行政配置资源的股票发行核准制，建立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导的、以强化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
从核准制到注册制，不是简单的行政放权，而是资源配置机制的变革，是资本市场平衡责权结构的变革。注册制改革的核心是强化信息披露，建立基于成长性而不是重要性，立足于未来而不是关注过去的企业上市标准，目标是建设一个信息透明、自主投资、预期有序、基于成长的股票市场。在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推进注册制的脚步不能停。
注册制的推进一定不能像熔断机制那样朝令夕改，一定要深刻理解为什么要实行注册制，注册制需要的条件是什么。注册制最重要的，第一是要有透明度，没有足够的透明度就不可能有注册制;第二是它要建立一个匹配的权责机制;第三是要制定一整套非常清晰的流程与标准，绝不可以是模糊的。
像现在这样，规则都是在核准之下的，是不符合注册制的基础条件的，所以我们还有大量的基础工作要做，绝对不能做成一个朝令夕改的“帽子”政策。
规范融资渠道，形成动态的杠杆调整机制
在市场融资方面，一是大幅度调低杠杆率，建立一种逆周期的动态杠杆调整机制。资本市场是不可能没有杠杆的，但是杠杆要有周期;二是在清理的基础上，规范市场融资渠道，注意平衡金融工具创新和管控风险，建立一种可监测、可调节的杠杆融资机制。总之，要收缩甚至清理场外配资渠道和规模，规范并发展场内“两融”，为平衡市场多空动能结构，要特别注意发展包括融券在内的市场卖空工具。
建立更加市场化的交易机制
要建立更加市场化的交易机制，一是取消现行的个股涨跌停板制，建立整体市场异常波动的“熔断机制”。“熔断机制”的触发标准，可参照发达市场的做法和中国市场的实情。目前，中国股票市场推出的“熔断机制”具有双向功能，与现行的个股涨跌停板并存。而个股涨跌停板事实上已经是微观上的熔断，所以这两套机制是无法对接的。
要谈整体熔断，个股熔断就要取消，二者只能取其一。应该把整体熔断的阈值扩大，微观部分去掉，与股市、期货的交易结构相匹配。但是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只是增加了整体熔断，没有去掉微观熔断。
熔断是什么?是冷静期。冷静期也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上市公司冷静，出现这个情况不要慌，要冷静思考。第二是政府冷静，监管部门冷静，要观察这个期间有什么重大信息发布，没有重大信息发布就是有问题的。第三是上市公司和交易所要冷静，都要发布信息。可是在中国股市熔断这两天，没有任何人在熔断期间发表任何信息，所有的信息披露都是在收市之后，这也是有问题的。虽然在没有整体熔断机制的时候，重大信息都是在收市之后发布，但是在熔断期间，如果不立即发布信息，即会造成市场恐慌。
我们缺乏对熔断机制本意的理解。美国在“黑色星期一”的时候，美国总统会出来反复发布市场稳定的信息，向民众保证可以提供无穷的流动性，所以市场没有因此而恐慌，随后即恢复了正常。而我们在熔断期间没有任何人出来讲话。只要没有任何人讲话的熔断机制就是失效的，就成为恐慌机制。
我们有一个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熔断机制：投资者资产保护的安全阀》的通讯。我看完之后非常恐慌，这是完全的误解。熔断机制并不会消灭风险，在一定意义上它是无法控制风险的，风险仍然存在，并且如果没有信息发布的话，风险还会扩大。不要理解为只要熔断了就没有风险了，这样的理念只能导致熔断阈值发展得越来越低。所以这里要做系统的市场化改革。
然后是改革交易制度，把“T+1”变成“T+0”，以提高市场异常情况下投资者控制风险的机会，减小股指期货与股票市场之间因“T+x”的不同而出现制度套利。不过，这种改革是否会减弱股指期货的风险传递作用，尚难定论。
平衡处理交易技术创新与风险管控的关系
在交易技术创新方面，要正确处理包括程序化交易和高频交易等在内的新交易技术的创新与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应鼓励交易技术和交易平台创新，充分体现大数据、云计算、网平台、计量化在股票交易技术进步中的推动作用，同时又必须将这些交易方式纳入可监测范围，制定如何最大限度地限制“幌诈”效应和在市场出现异常波动时的临时限制机制。
强化监管的独立性，调整监管重心
必须要强化市场监管的独立性，监管者依据法律赋予的权利和责任监管市场，只做监管的事;
要调整监管重心，把原来的事前监管、事中监管、事后监管并重调整为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管统一。事中监管的重点是信息披露监管，事后监管的重点是对违规违法行的监管。违规违法行为主要包括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
是改革宏观监管架构，在厘清监管权利、责任、义务边界的基础上，系统融合现行的监管架构，建立一个权力有约束、责任有主体、义务有边界、危险无漏洞的功能型超级金融监管者。这方面一定要做出重大调整。
